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各个领域里，最直观、最感人，也最容易引发共鸣的，无疑是“救助个体”。看到一只伤愈的红隼重返蓝天，足以让每一个在场者热泪盈眶。但是，很容易被志愿者忽略的一点是，救助野生动物个体的价值往往并不在个体本身，而更多地在个体背后的整个种群。这和救助人类社会中的弱势个体是不同的。动物和人的差异很多，按照演化生物学家道金斯等人的观点，最大的差异可能在于动物缺乏文化。
在这里，文化的定义是“与遗传无关、但可以模仿和传承的行为模式”。人类社会中，文化因素正在逐渐压倒遗传生理的因素。我们对自我的改造能力越来越强，先天遗传素质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小。当我们说“每个人都独一无二”的时候，这种独特性大部分来源于后天。
而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更是几乎全部来自文化领域：他的一生中会创造出无数的新思想和新事物，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而当他死去时，哪怕他的血脉有后代来传承，那些未曾表达出来的无数思想也会永远消失。相比之下，他对人类的遗传贡献显得微不足道。然而，野生动物个体在环境中的绝大部分行为，都可以回溯到它的基因；个体间的文化传承即便存在，影响也通常微乎其微。
如果两群狼面对同一场景做出了不同的反应，那是因为它们的遗传特征不同，而不是因为它们各自经历了不同的狼群历史、有不同的狼群文化。就算有动物因为和人相处而从人类这里习得了复杂的行为，当它回归野外时也几乎不可能把自己学会的“人类技巧”教给其它动物、改变原有的文化。一种不适应其所在环境的人类文化可以导致一个文明的毁灭，但动物界中的文化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巨大的效果。
因此，野生动物的价值更多地承载于它的基因之中，种群本身的延续更为关键。个体的死亡是必然的，但基因通过种群基因库可以长存下去，维持物种的存在。我们保护野生动物个体，更多是一种保护种群的手段，本身并非目的。所以黄石公园才会引入狼来控制鹿的数量、来淘汰老弱病残。这样的行为在人类中无法想象，在自然界却是完全正常合理的；我们经常用人类的眼光去看野生动物，忘记了我们之间的客观差异。
而假如一个物种本身并未濒危，那么刻意保护它们的个体，对整个物种也没有多少好处。如果我们出于其他理由、依然希望保护这些个体免于死亡的话，那就不属于狭义动物保护的范畴了。如果保护个体是手段，那么保护物种、保护地球生态是不是就应该成为终极目的呢？但实际上这两个命题都很可疑。物种虽然寿命长，但早晚也要消逝，新生代哺乳动物每个物种的平均寿命也不过几百万年而已。
地球历史上至少99.9%的物种都已经绝灭了，绝大部分都和人类没有关系。至于“保护地球”，则问题更大。其实，没有哪个物种是“不可或缺”的。有些物种消失后其地位立刻被取代了，有些会波及到其他物种，只有很少数的物种一旦绝灭可能会引发生态系统大范围的崩盘。但是，崩盘了也不是世界末日，几千万年过后，一切又都会重头再来。
地球是很脆弱，很容易被打得鼻青脸肿，比如发生在大约2.5亿年前的P/T绝灭事件杀死了海洋中大约96%的物种；但是地球又很顽强，不管多惨都能恢复回来，P/T之后过了1000万年，物种多样性就超过了绝灭之前的水平。类似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多次。这有点像一个不倒翁，一推就晃，但怎么晃都不倒；换成生态学术语，就是“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很弱、但恢复力稳定性很强。
”坦率地说，只要太阳系的结构维持不变，我想象不出任何方法能把地球生命打成万劫不复；就连核弹也不能保证消灭所有无脊椎动物。那么我们天天强调要维护生态系统图的又是什么呢？就像是一个人成长期间摔过了无穷多跤，未来也要摔无穷多跤，为什么偏要执着于阻止眼下的这一跤呢？很简单，地球经受得起生态系统的崩盘，人类可是受不起。虽然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每次都恢复了，但每次陪葬的物种数目却不计其数。
不要说生态系统崩盘了，脆弱的人类经济体系连海平面上升几十厘米都招架不住，这让地球历史上动辄上百米的海平面变化情何以堪。由此，似乎可以导出一个结论：我们保护生态，不是像口号里宣传的那样是为了地球，而根本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地球其实根本不在乎我们怎么闹腾，它有的是时间来恢复；可我们等不及。就算人类没在灾变中直接陪葬，等地球恢复完了人也该没了。
而如果不考虑“保护我们自己”这个因素的话，保护其它野生动物的动机似乎也变得不充分了。人类的捕杀直接或间接导致了猛犸的绝灭，这件事情应该责怪人类吗？但如果这是人类的错，三叶虫绝灭又是谁的错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硬骨鱼考虑一下三叶虫的感情和生存权？恐龙经受不住小行星撞击而绝灭了，这又应该怪谁呢？恐龙自己还是小行星？一种生物适应不了小行星撞击，另一种生物适应不了人类出现，二者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在一个外星智慧看来，也许是这样的：如果人类把猛犸象杀光了，那是猛犸象缺乏像蟑螂这样的适应力。如果人类因为滥杀生物导致自己毁灭，那是人类过于愚蠢、活该倒霉。如果人类通过保护其它物种使自己得以延续，这就很聪明、很高瞻远瞩；但这不是必然结局，不是理所应当，也谈不上道德高尚。但我是人类，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希望人类走上最后一条路。保护这个世界，保护你自己。
然而，物种存活与否，以人类的价值确实太难判断了，毕竟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还十分浅薄。而难以具体讨论时就诉诸抽象，有了这种常见的思维习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动物保护不仅仅是为了物种本身的存活，而且是顺应（某个不可捉摸的）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是会产生不良后果的，这个总该没错吧……这篇文章不讨论其中的自然主义谬误，只说一下把“保护”等同于“顺应自然”的问题。
顺应自然，听起来很美好，但实践中却根本无法执行——自然界的绝灭是一直存在的，大灾难有绝灭，平时也有绝灭。那么，假如有一个本来要绝灭的物种被强行挽救回来了，这算什么情况呢？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损伤了其它本该繁盛的物种的利益呢？动物之间是有利益冲突的，比如流浪猫的繁盛通常都会给野生鸟类带来严重的伤害。不管这样做好不好，这显然是对自然界的严重“扰乱”。那么不扰乱，该灭绝的让它们灭绝行不行？
问题又来了——谁该灭绝呢？你不作为，就会有其他的人类活动影响；而这些活动影响是永无可能被完全抵消的。大熊猫的地位至今也没争出个所以然，它们在野外天然栖息地的生活能力极强，完全不用人担心，真正的问题在于栖息地本身遭受了严重的人为破坏。可是，栖息地本来就是会因为气候变化而改变的，如果人类文明从来没有存在过，大熊猫会不会因为自然的气候周期而遭受危险呢？没有人类的话它们会什么时候气数已尽？
绝灭之前会不会产生出新的物种？没有人知道。所以，实际中的野生动物保护原则其实就一句话：“尽可能维持现状”（包括“恢复到以前的现状”）。因为这样对人类自身最为有利，环境不变我们才能安安稳稳地发展文化和经济嘛。这样做是不是打断了某个玄而又玄的“自然进程”？如果把“自然”定义为除人类之外的一切，那么人类的每一个行为都是“打断”。
而考虑到人类不过是演化之巨树上的一个小小旁支，那么无理由地割裂“人类”和“自然”，是不是才是最根本的人类中心主义呢？但现实中的野生动物保护的最大困境不是环境伦理，而无一例外在于资源不够。有限的资金如果撒胡椒面一样平分给每个物种，大概会一事无成；残酷的现实使得野生动物被迫分出了不同的等次，我们会优先把资源投给那些花费小、意义大的野生动物。
生态学上的关键种肯定更值得我们去付出，因此，出现了两个保护生物学里专属的概念：伞护种和旗舰种。所谓“伞护种”，本身不一定有多大的生态学地位，但它们所需要的生存环境能覆盖很多其它物种；只要有人出钱保护了它，就能连带保护很多别的物种。这样的好买卖当然不能放过。围绕伞护种建立动物保护区始终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方向。
而“旗舰种”甚至连生存环境这个要求都可以放宽，它的基本标准严格来说只有一条：能卖萌，能招人喜爱，能吸引眼球，能拉捐款。如果同时满足伞护种的标准那就更好；若是连带还有民族象征、国家特色等等，那就近乎完美了。
大熊猫也因此成为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旗舰种（WWF拿它当徽标不是没有理由的）：它足够奇特，还算珍稀（身为EN级别，已经合格了，虽然还有很多物种都比它更珍稀），萌起人来天下无敌，并且还相对容易圈养，也能胜任伞护种的角色。经常有人质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保护大熊猫。确实，大熊猫相对来说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但大熊猫本身的宣传意义、对川滇一带整体生态保护的意义也是确实存在的。
不可能拯救每一个，但总应该努力争取更多的人，拯救更多的物种。客观情况如此，我们只能把某些物种放在优先地位，把资源相对集中在有意义的领域。因此，前三部分的意义讨论并非空谈，我们不得不据此对资源的安排进行取舍。
一些保护者太过执着于动物个体、执着于虚无缥缈的“所有动物的利益”，或者某个不能明确表述的“自然规律”，以至于花大力气为某些其实并不濒危的生物摇旗呐喊，我不能说他们一定错了，只能提醒他们，这些资源本可以用到更有价值的领域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