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城市空间建设向高度现代化也就是高度父权化转变，在郊区建设起来的理想家庭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女性的发展选择，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没有性别歧视的城市的构想。
经济体制变革是空间变化的根源。二战后，城市从生产中心逐渐转变为消费中心。如果我们延续此前的设想——生产是男性化的，而消费是女性化的——那么，城市是否也应当变得更加女性化呢？
恰恰相反。战后的经济繁荣衍生出了一套自己的独立领域——我将之称为“高度父权制”的空间。在建筑学上，与之相匹配的是同时代的“高度现代主义”。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是高度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鼓吹者。这种建筑风格体现了完全的国家控制下的理性、功能化的城市设计理念，1950年代的美国公共住房即是典型代表。
在美国之外，巴西规划的新政治中心巴伐利亚也是高度现代主义的代表。
这个新兴的巴西内陆城市由柯布西耶的弟子Oscar Niemeyer设计，用以取代混乱的沿海首都里约热内卢。在巴伐利亚，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是精心设计过的。街道，与其说是服务于居民，不如说是服务于汽车；所有的住房都依据居民的职业设计，住宅区被安放在一个个巨型方块街区里。这个有着纪念碑意义的大城市在四年内拔地而起，并于1960年向世界宣告建成。
遗憾的是，巴伐利亚的后期发展远不如预期中的成功——城市居民鲜有机会塑造他们自己的房屋、社区和公共聚居空间，将欧洲标准照搬照套到巴西文化，更是堪称灾难。这也难免有学者将巴伐利亚称作高度现代主义“最大的失败”。
“高度现代主义”所显现出的对理性的强调、对环境的控制，以及对所谓的专业知识的强调，都表现出显著的男性化特征。父权制，作为男性群体主宰女性群体的一种系统化的社会结构和实践，在“高度现代主义”盛行的同一年代席卷美国。在“父权制”空间里，男性继续掌控着女性所不及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并利用这些权利创造出一种令两性都认为是很正常的意识形态，即女性在公共领域的成就要小于男性。
二战后，那些曾在战争期间响应号召成为美国国内工业生产主力的“铆工露斯”（Rosie the Riveters），大多都放弃工作，回归家庭。至于那些仍在工作的妇女，她们的薪资约莫只有男人的五分之三。一部分原因是，女性雇工所从事多是教师、护士、图书管理员等低收入、帮扶性质的工作。加上大学录取的女性学员数量小于男性，她们所能获得的职业期待和高薪期待都十分黯淡。
这些依循传统的性别期待，自然而然地印刻在了城市景观上。女性主义学者对“人造”环境的评价利落而干脆——“这不过是父权社会的物质表现罢了”。
阿普尔顿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男人从事生产、女性从事生育的家庭劳动分工，是父权资本主义的核心。男性在公共领域的劳动付出是付费的，并且可见的；女性的家庭劳动是无偿的，并且是隐形的，这就强化了家庭内外的不平等。从家庭到工作，劳动力的空间分化得到了加强。按照Markusen的观点，围绕“父权中心制”形成的家庭组织结构，“应该为当代城市结构及其问题承担必要的因果责任”。
二战后，公共区域里也出现了三种制度化的性别空间。第一种是公共住房。公共住房最初是为工薪阶级设计的，但联邦政府通过修改法律，将其驱逐出去，交由“穷人中的穷人”优先居住，非裔美国妇女及其孩子成为公共住房的主要住户。第二种类型是监狱。这几乎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共住房”。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毒品战争”中，成千上万的黑人男性被投进了监狱。
战后，扩张的军事基地贯穿了整个“阳光地带”，这就造就了第三种性别空间——军事基地。军事基地可以看做是联邦政府为男人设立的“保留地”。
20世纪50年以来，性别意识形态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但城市落后于这一变化步伐。由钢筋水泥构成的建筑深陷于过时的城区规划，在急剧变化的经济周期面前显得非常脆弱。受联邦政策和私营产业意愿的影响，二战后，大量居民涌入郊区，为满战后的住房需求。
根据《G.I.Bill特种法案》，政府为白人退伍军人提供住房补贴、廉价的汽油，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大量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这些措施使得城市与郊区之间的通勤变得更容易、更廉价。
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地产商William Levitt率先打造名为莱维敦（Levittowns）的郊区经济适用房。这一模式迅速被全美的房产开发商采纳，Levitt甚至因此成为《生活》杂志的封面人物。
这一时期的美国，种族隔离仍是合法的，但不可忽视的趋势是，城市郊区变得越来越“白”，内城则变得越来越“黑”。实际在战后数十年的住房建筑高峰期中，居住层面上的种族隔离得到巩固，这种隔离也限制了非裔美国人的财富累积和上进心。
“逆城市化”同样造成了空间上的性别不平等。白天，位于市中心的工厂和办公室里充斥着男性，位于郊区的家庭住房里则被妇女和儿童占据。
郊区的建设延续着这样的假设：就白种人而言，妇女是私人领域里仅有的无需付薪的看护者，男性是公共领域里唯一的雇佣劳动者。历史学家伊莱恩·泰勒（Elaine Tyler May）认为，“核心时代（nuclear age）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通过制造一种“与外部世界的危险相隔离的安全的私人巢穴”，以逃避冷战造成的不安。
一些社会学家们也持有“空间是性别刻板印象的强化”这类观点。
施瓦茨（Schwartz）认为，城市里的男性与城郊的女性的关联是符合逻辑的。他指出，“从本质上讲，郊区的女性化，不仅源于郊区在白天的性别结构，更源于家庭生活，而后者正是郊区生活存在的原因。在这种意义上，郊区符合弗洛伊德对女性的构想：被动、空虚、本性是为分散男性的注意力的……”。环境心理学家Saegert在1980年的文章《男性气概的城市与女性气质的郊区》中，挑战了施瓦茨对郊区空间的简单描述。
Saegert认识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机会也在向郊区转移。这使得郊区社区作为家常寓所的“神话”被削弱。而且，不少母亲开始改持这样的观点：考虑到公共交通和其他资源，在城市里抚养孩子实际上要比在郊区更容易。
社会学家Shlay和DiGregorio发现，男性更满意郊区生活，而非城市生活，而女性对城、乡生活都很喜欢。
具体而言，女性既迷恋于郊区的低密度、种族化和社会经济同质性的特点，又怀念城市服务的多元化和接近性。但是，只要大部分工作仍位于城市，而妇女少被雇佣，要将性别假设运用到美国城市景观中就会面临一些小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工作与人口持续向郊区迁移。一份薪水已经很难维持家庭生活，越来越多的妻子开始寻求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的美国妇女都成为劳动力。
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也为女性提供了新的机会与期待。在离婚率与未婚生育率上升的大背景下，女性不可避免地寻求经济独立。女性同样希望自己建立家庭，但分区法阻挡了这一进程。这一时期，市政分区将居住区与商业区严格隔离开来，这限制了能够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口数量。
Ritzdorf认为，城市功能空间“分区”使得单身母亲难以在合理的距离内，寻找到儿童保育、商店、工作和住房；想要分摊住房费用的非亲属关系的单身人士或家长，还面临着违反分区法的风险。而在那种有着前院后院的、低密度的传统独栋住宅的城郊社区里，妇女很难有其他选择。这些曾经使得郊区富有吸引力的特性，开始成为绊脚石。
社会学家最早从事妇女与城市空间的研究。1980年，Wekerle和他的同事在其编辑的专栏“女性新空间”里发表文章《城市规划：妇女付出的代价》。该专栏还发表了Fava的《新郊区社区中的女性地位》、Popenoe的《妇女与郊区社区环境：美国与瑞典的比较研究》等文章。文章都持这样的观点——土地利用模式将家庭、工作和服务分离开来，从而限制了美国郊区妇女的选择。
一年后，Keller在其编著的刊物《女人的建筑》里发布了一项对新泽西州孪生河（Twin Rivers）地区的规划郊区社区的研究。这项于1970年代中期进行的研究发现，与许多地区一样，丈夫们在社区之外工作，妻子们则待在家里负责家庭琐事、照看孩子。许多妇女都声称感到孤独和厌倦，并表现出对社区儿童看护机构的渴求。妇女们指出，现有居住区在设计之初就假设“所有社区居民都是异性恋已婚夫妇”。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有着高离婚率的地区，离婚的后果并未被社区的设计者纳入考虑范围。这里公寓稀少，尤其缺少设计合理的公寓；这里几乎没有本地就业岗位；除了在早晚接送在外地上班的男性和少量女性的通勤巴士，当地几乎没有公共交通。Keller在30多年前就已经意识到，建设环境的权利既能加强，也能削弱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机遇。
1981年，先锋女性主义学者Dolores Hayden发表经典文章《没有性别歧视的城市会是怎样的？》。在这篇文章中，她将采取住房合作社设计的瑞典玛丽堡屋（Marieberg house）、德国Steilshoop项目和英国的尼娜·韦斯特之家（Nina West Homes）称作是“没有性别歧视的城市”的典范。这些空间的共同点是，住宅社区应提供烹饪与儿童看护功能。
Hayden在书中指出，此种社会变革若要在美国发生，需建立一个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的组织——“为了更平等的社会而建房”——从而重新配置已经存在的城郊社区。
三年后，Hayden出版《再造美国梦：住房、工作与家庭生活的未来》一书。她在书中强调，作为主要家庭形态的“核心家庭”正在衰弱，但现有住宅储量仍是“二战”后建设的大量分离式独栋住宅，两者已不再匹配。
这一观点引发了设计师与规划者之间关于“怎样才是最适合新型美国家庭的设计”的争论。Franck和Ahrentzen在1991年编撰的书籍《新家庭，新住房》中对Hayden的观点做出了回应。他们认为，丹麦的合作住房、Jacquenline Leavitt为单身家长设计的集居屋，以及加拿大妇女为规避分离式独栋住宅而成立的住房合作社，都为美国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模板。
由Gordon等人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还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加畏惧城市。但是，如果妇女避免踏入特定地点，或基于恐惧而限制其日常活动，她们也就丧失了参与政治、经济或社会工作的机会。女性主义地理学家Valentine将女性对城市的这种恐惧精确地描述为“父权制的空间表述”（spatial expression of patriarchy）。
对来自陌生人的性攻击——尤其是强奸——的恐惧，极大地抑制了女性的移动性。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强奸是父权制的极端表现。通过实施或者威胁实施强奸行为，男性得以操控妇女。妇女耻于向有关机构报案，这也加剧了强奸恐惧。作为强奸受害者的妇女，甚至要背负多年“穿着挑逗”、“在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方”的责难。女性对公共场所的焦虑，很可能来源于对男性的恐惧。
Sanko在1995年的书中写到：“对抗女性的恐惧，意味着要对抗女性所面对的来自伴侣、熟人、客户、工友，以及其他家庭内外的、潜在的男性暴力。”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女性宁可在“同志社区”（男同性恋社区）里享受夜生活了。正如Quilley在1997年所指出的那样，相较于在异性恋者酒吧可能遇到的威胁，女性认为同志社区更有安全感。
一些学者指出，女性对街头犯罪有种悖论般的恐惧，极有可能是源于女性在家庭内遭遇的肢体暴力和性暴力的经历。另有研究显示，相较于陌生人，女性更容易被熟人强奸。当这些恐惧叠加在一起，女性就会选择退出城市生活。研究者们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公共空间中最常见的一种恐惧症，“广场恐惧症”。许多女性对离开家庭、在陌生人间活动充满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