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普”杂志，可能绕不过去的一本杂志就是《科学美国人》。它的纸刊月销量45万，邮件订阅57万，月均线上访问人数400万（四分之一来自移动端），社交媒体粉丝超过百万，这个数据无论对什么杂志而言都很值得一提，更何况这是一本创刊170年的科学杂志。爱因斯坦等148位诺奖得主为它贡献过240篇文章，拥有世界范围有14个不同语言版本500万读者。
作为全美不间断出版历史最悠久的杂志，科学美国人面临新媒体的冲击也没有动摇，过去几年里订阅数没有下跌，网站访问量还增加了三倍。但是这份科学杂志的总编却是一位“文科女生”——玛丽特•迪克里斯汀娜（Mariette DiChristina）女士。
虽然从小热爱科学，但是玛丽特•迪克里斯汀娜在本科学习的却是新闻。作为文科生她从事科学记者已经25年，2001年加入《科学美国人》任执行主编，2009年升任总编。对于这一背景，她没有觉得不安：“正是新闻学这个文科专业让我能做一个永远的学生，去帮助科学家把他们的研究传播出去。”
2014年9月夏季达沃斯经济论坛在天津召开，迪克里斯汀娜女士作为《科学美国人》的代表赴会，期间她接受了果壳网科学人的采访，探讨了她对于社交网络和新时代科学传播等领域的看法。
“我绝对不希望回到社交媒体之前的时代”
科学人：科学美国人是个老牌杂志了，面对各式各样的传媒新领域，你们有没有感觉受到冲击？
迪克里斯汀娜：虽然科学美国人创始于1845年，但我们从不觉得自己“老”。
科学美国人创办了美国第一个专利局，20世纪初爱迪生会到我们的编辑部来展示他的最新发明，他曾经拿过一个留声机过来，里面播放声音说“哈罗，你觉得这个会说话的盒子怎么样？”早在20年前我们就有了网页，那还是在一个叫美国在线（AOL）的网站上的频道，我们是第一个登上美国在线的杂志。科学美国人始终相信，我们的任务是分享知识，只要出现了新的渠道，我们就会使用它，不管是互联网、推特、脸书、谷歌、视频。
所以，我们会如何改变？每当出现了新的技术，我们就会随之改变。
专利时代的《科学美国人》就刊载过许多当时的“顶尖”技术，比如这个1888年的自动钢丝篱笆机原型，能自动把金属丝绕过木杆然后扭起来。
科学人：比如说，社交媒体对于科学传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迪克里斯汀娜：社交媒体有些东西我喜欢，有些我不喜欢，但是我给你讲一件我最喜欢的事例，没有社交网络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
你们还记得2011年可怕的日本地震吧，当时是凌晨3点，我们一个编辑正好还醒着，她在推特上看到了地震的消息。所以她做了一件我希望每个编辑都能做到的事情：把我们过去的“解释文”放在了首页上。“解释文”是我们自己的说法，就是那些讲解为什么会有地震、什么是海啸诸如此类的基础性文章，她做完了这些事情才去睡觉，这都是大概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所以我们的文章领先美国所有其他媒体好几个小时。
没有社交网络，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当然社交网络上也的确充斥着很多“非事实”的内容，这是它的缺点，它和任何别的东西一样都有好有坏，但是我绝对不希望回到社交媒体之前的时代。
2011年日本地震次日的科学美国人首页，全部是关于地震的消息。没有网络就不会有这样的媒体形态。
科学人：那你觉得为什么社交媒体上有这么多的“非事实”，或者说，谣言？
迪克里斯汀娜：科学很复杂，要想解释清楚，总要花上一点时间；有时候在社交网络上也许没法完整讲述，所以人们批评社交媒体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这不是社交媒体的错；作为一种广泛应用的媒介，我们必须理解并掌握它的运作方式。如果一条推特讲不完，就尽可能小心地给出不会被误解的局部信息，再附上链接。而且，社交网络节奏非常快，而快了就会犯错，也许慢一点儿会更好。
就像是你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赶火车的时候，你朋友打电话来问你怎么样，你说“还行吧”。“还行”可是有很多意思的！但是你可以等不忙的时候打电话回去，慢慢和他讲。我们希望在社交媒体上的时候，也始终能让更慢更完整的讲述随手可得。
科学人：很多人说科学媒体在美国面临衰退，你觉得要怎么应对这样的衰退呢？
迪克里斯汀娜：其实不光是科学媒体，全部新闻媒体都在衰退。过去十年里，一切都搬到了网上，而且看起来都像不花钱一样。产出这些内容总是要有人付出的，就像你现在采访我一样。可是内容放在网上，别人就可以免费拿走，这并不公平，但这无法避免。这一挑战是所有媒体都需要面对的。
然而，虽然到处都是看似免费的东西，这些东西的质量跟不上。
报纸可能受到了最大的冲击，但并非所有科学杂志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事实上，自从我2009年成为科学美国人主编至今，网页访问人数增加了3倍，总销量一直保持稳定。报刊亭销量稍微下降了，这也可以理解——这年头谁还去报刊亭啊。但是订阅数一直是稳定的。如果你提供足够有价值的内容，人们是愿意回来的。幸运的是，我们的定价一直比较高，而人们也愿意付出这笔钱，他们觉得值。
很多报纸杂志面临困境，他们担心来自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竞争，但是它们为什么会对传统媒体产生威胁呢？当任何人都可以说任何话的时候，你要相信谁呢？你总还是可以相信《自然》和《科学美国人》的。
“大众对科学很感兴趣——只不过他们不觉得这是科学”
科学人：让大家喜欢上科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迪克里斯汀娜：好玩的是，美国大众对科学很感兴趣，只不过他们不觉得这是科学。
比如说，你看看网站或者报纸，几乎所有的头条所涉及的话题，科学都要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我们说到可持续发展，说到公共卫生，说到喂饱人类，这些全都是科学话题；但人们一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事实上是任何想对公众说话的人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你觉得你很在乎粮食不足，你当然在乎啦，但是为什么粮食会不足呢？
也许是因为缺少合适的种植技术、更好的肥料或者收割方法，这些都是科学。而这也就是为什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邀请《科学美国人》、《自然》和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在论坛上有人对我说，政治和商业领域的决策者都知道，真正的革新来自科学，但是他们并不懂得科学是怎么回事；而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们、帮助所有人理解。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挑战：让人们了解他们所在乎的东西。
科学人：那么今天要怎样把人们从新的娱乐——比如电子游戏——那里抢回注意力？
迪克里斯汀娜：我们可以把他们从电子游戏那里抢回来，但也可以利用电子游戏。既然有网页的时候，我们能利用网页；有手机应用的时候，我们能利用手机应用，那么我们也用游戏化手段来达成科学传播。
目前科学美国人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游戏项目可以说，但是我们对此很有兴趣，我们也有一些网页内容带有游戏性质——比如，在我们的网站上有一个项目“鲸鱼FM”，你可以聆听鲸的歌声，然后将相同的歌配对，帮助研究者了解每一种歌声的分布范围和含义。科学是活的，而所有的媒体都是我们的工具。我们很在乎年轻一代的人，我们必须理解他们，不然我们将无法用他们日常接触的媒体来完成科学教育的目的。
鲸鱼FM是科学美国人的项目，利用游戏性的方式建立鲸歌“语料库”。
科学人：你觉得科学美国人适合所有人阅读吗？还是说它是面向特定读者群体的？
迪克里斯汀娜：我认为科学美国人是为每个人，为所有人而准备的，但是我们知道谁构成了读者主体。对于科学美国人的英文版来说，一半的读者是商界人士，大约20%的读者是高层管理者。有大约20%的读者是政策决定者，阅读科学美国人以了解相关科学知识。
还有14%的读者是教育者，当然还有那些只是对科学感兴趣的人。他们可能看起来十分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有好奇心，希望了解宇宙和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希望知道我们应该如何运用科学的工具去解决人类面对的问题。
“科学家的任务是创造，而我的任务是分享”
科学人：要让大家理解科学，离不开优秀的作者。科学美国人的供稿人都是怎样的人呢？
迪克里斯汀娜：我们的主刊有两种作者。
有科学家，他们写作的内容就是自己的工作；也有像我这样的记者，可以和很多科学家交谈，写关于一个大领域内的很多话题、甚至领域的整体现状。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十分活跃的博客，博文作者也是既有科学家，也有记者和科学作者。我认为这样的混合非常重要，因为科学首先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在科学研究里，所有人都在协作，都在共享知识。为了了解这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我们需要所有领域的知识汇聚在一起；科学传播也是如此。
科学人：作为科学家和公众的桥梁，你们在文章选取上是更倾向于读者喜欢的还是科学家关心的呢？
迪克里斯汀娜：我们平常都说“顾客至上”，在这里，就是读者至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一味地去迎合“通俗”的话题——因为我们的读者也并不是单一的人群。
不同国家的读者兴趣不同，比如科学美国人有14个国际版本，中国版就是《环球科学》，我们发现中国读者更喜欢技术层面的新进展，德国读者里科学家比较多所以他们更喜欢纯学术的内容，法国读者对数学领域更加感兴趣，等等。不同产品面向的读者群也不同；“科学60秒”播客的听众，和纸版刊物长篇文章的读者，希望看到的话题肯定是不同的。对于每个读者群，都找到最好的沟通方式就好。
科学人：科学家可能不擅长写这样的文章，你觉得编辑他们的文章很困难吗？
迪克里斯汀娜：我喜欢和科学家一起工作，喜欢他们对自己成果的热情。他们也许写文章不太擅长，但是我们会帮助他们理解读者都是怎样的人，要怎样面向他们写作。这样的任务有时候会很难，因为让一件事情变得简单，变得能够被你我这样的人理解，总是会意味着变得不那么精确。有时，这会让科学家感到很不舒服，但是通常我们都能够说服他们，毕竟我们每期都在这么做嘛。
当然另一方面，文章本身也会涉及很难的科学知识，但这也意味着我每天都能学到新的东西——我选择这个工作的原因之一。我做编辑工作已经二十五年了，不断有科学家在我编完之后问我，“你在哪里拿的物理/化学/生物……学位的？”我总是回答：“我没有任何科学学位，我只是比较擅长倾听，能听懂你的解释而已。”
科学人：你从小就对科学感兴趣吗？最后为什么没有拿到科学的学位呢？
迪克里斯汀娜：我小时候觉得我长大了一定要当科学家，天天跑出去“研究”。十几岁的时候我得到了第一台显微镜，我特别想看血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不知道要怎么把血弄出来，最后我想办法让我自己养的沙鼠咬了我一口，咬出血来——那只沙鼠很可爱，但不是很友好（笑）。我曾经在水塘里用手指头钓上来一条鱼，就像这样摆手指，那条鱼以为我是只虫子，游了过来，我就一下子把它捞上来了。
那条鱼我养了几天就死掉了，因为我不知道养鱼是要换水的（笑）。我跑到树林子里把它埋了起来，但是过了些日子又去把它挖了出来，因为我想看它的骨头是啥样子。那时候我整天干这种事情。
可是后来有一天我意识到，真要选科学作为事业，我只能成为一个生物学家，或者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选一个领域。我怎么能放弃所有其他一切呢？我要做什么才能成为永远的学生？答案是新闻写作。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为了科学记者。
我有时会因为没有科学学位而伤心，但一个生物学学位不会让我更懂得物理，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个权衡。所幸在我们编辑部，我们有各种各样学位的人可以取长补短，当然也包括新闻学。之前我提到过，科学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需要所有领域的合作——科学写作也一样，所有人的合作才能诞生一本好杂志。
没有科学学位固然是个缺憾，但每一项选择都会打开新的大门。我没有在实验室里工作过，但我遇见过很多实验室成员、许多诺奖得主；而且我还能反过来和别人谈话——比如国会成员，说服他们支持科学。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的任务是创造，而我的任务则是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