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黑处女座”成为网友们乐此不疲的话题。处女座的人不但被贴上“挑剔”“纠结”等标签，甚至会为此丢掉工作。去年，香港《南华早报》刊登文章称中国求职者正在成为“星座歧视”的受害者。此前，还有媒体报道称，武汉一家教育培训机构贴出的招聘英语教师和文员启事中，明确提出“处女座、天蝎座不要，摩羯座、天秤座、双鱼座优先”。有雇主认为，处女座和天蝎座的求职者有些挑剔，与其他星座相比，他们跳槽的速度更快。
“十二星座”最初仅用以计量时间，并未与性格、命运的强弱联系在一起。“将星座与人的性格、命运相关联是唯心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久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星占，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人为地将某些无法轻易解释清楚的现象彼此联系起来，并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以此迷惑人。”
陈久金介绍，宋朝时有阿拉伯人将星座传入中国。但二者的服务对象不同，西方星占主要为个人星占，中国星占则主要为帝王和政权星占，而且中国星占“占变不占常”，对吉凶的判断需要借助于星占的含义和五行观念，所以东西方星占很难融合到一起。直到清朝晚期，中国才基本上接受西方的星座理论，并一直持续至今。
由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不同，东西方文明对于星座的划分和命名不尽相同。陈久金举例说：“西方人命名的猎户星座，位于我国三垣二十八宿中参宿、觜宿和参旗、水府等星官的位置上。中国人把参宿看作是老虎，而西方人将猎户星座看作是一个人。可见，对星座的划分完全是人为的，星座名称与人的名字一样，只是一个符号。中国星座命名往往是有历史依据的，与历史故事和事件有关，古希腊则与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美女有关。”
“不懂得星占的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观看天象就能推知某地发生什么灾异。其实，中国古代的星占师预言某年将要改朝换代、某皇某后将会死亡、某地将要发生灾难等，都是要依赖于星占师的应变能力以及他对上层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和对地方治乱状态等现象的洞察。”陈久金解释说，“他们对于同一种天象，往往备有几种不同的占辞。遇到实际情况时，选用哪一种占辞，这就要看星占师的‘水平’和‘本事’了。”
对于当前星座的盛行，陈久金认为，以前的星占师为了生存，让更多的人去相信这样的预言。而现在，星座的火暴则与星座书籍、饰品等产生的商业利益密不可分。
在陈久金看来，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星占术都是伪科学，“我们只有从科学的角度对它加以了解，分析它被人们所接受的原因，才能分清真理与谬误，从思想上彻底杜绝伪科学产生的基础”。
当下，星座之说在年轻人中颇为流行。有人乐于用星座来预测自己的命运态势，也有人将星座作为挑选朋友和结婚恋爱对象的重要条件。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对星座的笃信往往不是因为星座预测得多准确，而是人的心理在作怪。如果你有心对大量星座预测的词汇作个统计和研究，那么也许会发现其中的“猫腻”。国外一家名为information is beautiful的网站就作过这样的尝试。
工作人员在流行的星座预测站点Yahoo Shine上搜集了许多相关词条进行分析。他们在统计后发现，每个星座预测中的高频词大多是相互覆盖的，而各个星座特有的高频词只占很小部分。最终，他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十二星座预测的词汇90%以上是相同的。
由此看来，所谓对不同星座的预测其实都差不多，只要将一些相同的高频词汇拼凑起来，形成模糊不清的话语，让读者“对号入座”，自然会得到“准确”的预测。
人们接受模糊、笼统的描述并认为这种描述非常准确的心理倾向，叫作“巴纳姆效应”或“福勒效应”。1948年，美国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心理测试，福勒给他的每位学生一套测试题，在学生答完之后，他给每个人发了一份据称是以测试结果为依据的独一无二的性格分析报告。然后，他要求每位学生为这份分析报告的准确度评分，最高5分。结果，福勒收上来的平均分达到了4.26。
然而，学生们不知道的是，所有人拿到的性格分析报告是完全一样的，里面大部分的描述适用于所有人。
星座之说之所以能蛊惑人心，很大程度上便是基于这种心理效应。可见，星座之说并不复杂，只不过是用修辞和诡辩之术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从而促使人们笃信和迷恋星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