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形补形的观点，与人体某个部位或器官相似的植物、坚果和蔬菜具有治疗该部位或者器官疾病的功效。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最近脑子不太好使，那就来点儿核桃吧。在现代医学出现以前，找到一种毒不死人还能治病的植物是需要神农尝百草的毅力和彩票中了500万的运气的。于是人们就产生了一种朴素的观念，即认为大自然（或者上帝，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属于大自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让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对人体有益的。
这就是以形补形的观点，这种观点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
因此以形补形的观点认为，血根草（Sanguinaria canadensis）红色的汁液可以用来治疗血液病；而因为虎耳草（Saxifraga）在生长的时候能够将其周围的岩石碎裂，因此一定能改善肾结石；紫草（Alkanna tinctoria）的种子形似毒蛇，所以可以用来治疗毒蛇咬伤；天蝎染料木（Genista scorpius）盘绕的嫩枝则被认为可以快速缓解蝎子叮咬；甚至是生长在疟疾疫区的植物都被认为能够治疗疟疾。
然而，现在我们认识到了这种做法不仅是大错特错，更是相当危险的。你不能因为一种蘑菇长得像耳朵，就用它来治疗耳朵疼（要是不幸吃下了迷幻蘑菇，你可能就会神志不清地对着你的家具诉苦一整天）。其实早在西方开始流行以形补形之前，亚洲和美洲就已经有了类似的观点。例如美洲的印第安人切罗基人（Cherokee）就认为马齿苋（Portulaca oleracea）的梗像虫子，因此可以治疗人体内的寄生虫。
而在西方世界，这种观点最早是由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提出的。
在16世纪时，德裔瑞士医生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详尽地阐释了以形补形理论，他宣称“（对于植物）我们要了解不是它们的生理结构，而是凭直觉去感受它们以形补形的功效。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者吉安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Giambattista Della Porta）在他1608年出版的《Phytognomonica》一书中绘制的插图。根据以形补形的观点，小米草（Euphrasia）像人的眼睛，因此对眼部感染有治疗效果。
在16世纪到17世纪之间，以形补形观点在西方世界盛行。
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当时的人们相信，仁爱的上帝让一些植物长成我们人体器官的样子，给我们提供了线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明白上帝的意思。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暗示，那么上帝就会强迫人们去执行。弥尔顿（Milton）在1667年首次出版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就提到，大天使米迦勒（the Archangel Michael）就是用小米草治好了亚当的眼疾。
然而，以形补形的神学背景很有问题。它支持人类中心说，认为宇宙是人类而存在的，上帝又特地准备了各种方便人类使用的药材。这种世界观的另一个体现就是著名的托勒密提出的地心说。这种观点后来由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1543年发表的《天体运行论》中提出的日心说所取代。另外，以形补形还容易受到主观影响——你说那个植物像肾脏，我还说像肝脏呢。
之前曾有学者在论文中探究了多种长有心形叶片的植物在治疗心脏病方面的功效。研究者在2584种长有心形叶片的植物中，随机挑选了80种。结果发现其中只有3种被明确用于治疗心脏病。所以，以后可别乱吃牵牛花叶子了，治不好你的“心病”的。
即使是在以形补形的鼎盛时期，仍存在不少的批判者。16世纪的弗兰德医生蓝伯特·多东斯（Rembert Dodoens）认为这种理论“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甚至连发明顺势疗法的塞缪尔·哈内曼（Samuel Hahnemann）都对以形补形进行了强烈抨击。他在1825年讽刺道：“我不想让普通的医生难堪，不过那些愚蠢又过时的医生还坚信以形补形那一套，比如说用长得像睾丸的兰花根来增强男人性能力。”
在欧洲，形在一种植物的功效被确认之后，有时人们会为它套上以形补形的帽子。例如，一位叫爱德华·史东（Edward Stone）的牧师无意中尝了柳树皮，发现它的苦味与用来治疗疟疾的金鸡纳树（Cinchona）的树皮很相似。后来他发现柳树也可以治疗疟疾或其它疾病引起的发热。他把这种疗效归结于“柳树喜欢生长在潮湿的土壤中”，这种环境与疟疾疫区的环境相类似，所以他推断，解药一定会出现在病原附近。
当然，随着科学的进步，以形补形的观点在严格的科学实验面前被攻击得体无完肤。但是以形补形却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它在民间还是有一定的市场。让人们相信吃核桃可以治疗抑郁是很危险，也是很不负责的。这些因为古人对自然界的有限认识而得出的片面的、不科学的观点已经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