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幻作家之一。1959年，ARPA（高等研究计划署，现为DARPA，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接触了阿西莫夫，在当时，“太空时代”的曙光初现，军方希望“借用”他的大脑，去思考一些“超出常规”的事情。
他为ARPA的工作内容从未被公开——直到几天前，阿西莫夫的好友之一，亚瑟·奥贝马耶（Arthur Obermayer）整理了他的旧文件，随即意识到他的朋友五十多年前的想法如何照耀进了现实。
亚瑟说：“1959年时，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分支机构AIAA的科学家，这个机构专门研究核武器对飞机结构的影响。
我们从ARPA接到了简称为GLIPAR（Guide Line Identification Program for Antimissile Research，反导弹引导路线识别程序研究）的合同，目的是研究讨论可用于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创新方案。不过，ARPA和政府后来意识到，无论花费多少资金在改善和扩展现有技术上，这些研究仍然未能脱出旧的牢笼。他们希望我们和其他的一些承包商更加‘大开脑洞’。
所以，当我第一次参与到这个项目来的时候，我就建议我的好友阿西莫夫也参与进来。我知道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最初同意了，并来开了几次会。但最终，他决定不再继续参与，因为他不希望获得任何的机密信息——这些会限制他的言论自由。临走前，作为他对该项目的唯一正式产出，他写下了这篇关于‘创造力’的文章。该文从未在我们这个小圈子之外正式发表或者使用过。直到最近，我在整理一些旧文件时发现它静静躺在角落。
虽已有近60年之久，我的老友仍以他犀利、睿智的目光洞穿至今。”
随后，亚瑟这篇名为《有关创造力》（On Creativity）的文章交付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予以发表。创造力是如何产生的？不管创意是什么，从本质上说，产生“创意”的过程在所有创意分支和品类中都是一致的。因而，无论是
一项新艺术形式、一个新工具还是一个新科学理论的进化，都包含相同的元素。我知道我们目前最感兴趣的“创意”是一套新的理论，或者一项新的应用，但我想把问题普世化。
探究“如何产生灵感”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回头看：思考过去伟大的点子与那些灵光一现是如何产生的。不幸的是，产生创意的方法就连“创新者”自己也不甚明了。但是，如果一个惊人的创意同时却独立地眷顾了两个人呢？
也许，这两个独立样本的共同点将点亮我们探寻道路上的明灯。考虑下进化论和自然选择：它就是由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几乎同时，又各自独立创立的。他们有着许多的共同点：同样是行万里路，观察陌生的动植物，思考不同地区动植物的区别。他们对为这些现象寻找解释而兴致盎然，但他们都失败了——直到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双方自然而然地预见到，人口过剩与淘汰机制（马尔萨斯把这个理论用在人类身上）将何等适用于进化学说和自然选择。
这样就显而易见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在某些领域有着深厚功底的人，还需要他们把看似风马不及的两样东西联系起来的能力。无可辩驳的是，在19世纪上半叶，许多伟大的博物学家都曾研究过“为何世间物种彼此不同”；同时，也有许许多多的人曾阅读过马尔萨斯的著作，也许两者的群体之间就有重叠。
但，你需要一个既研究物种，又阅读马尔萨斯，还能做出交叉联系的人。这就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被发掘的稀有能力。一旦一个交叉联系公诸于世，它将如此的显而易见——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 Huxley）将会在看到《物种起源》后惊呼：“我怎么会笨到没想到这个！”
但他为什么想不到？人类思想史给出了答案：即便所有事实摆在眼前，提出基于它们的新想法仍然是困难的。
交叉连接和创新思维需要相当的胆识，无法大胆迈出那一步，那么之后的无数演绎和发展都不能被称作“新点子”，而只是纯粹的“老古董们发展的必然结果”罢了。“创新”一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被普遍接受。最开始，它们通常都不那么“合乎情理”。地球是扁球体，而非平面；地球围绕太阳转而非反之；运动物体需要被施加外力才能停下，而非需要施加外力维持它的运动——这些都多么地不符合“常识”。
敢于悍然挑战情理、权威和所谓“常识”的人，通常都十分自信。这些人一定会显得卓尔不群，甚至有些怪异（至少在有些方面），这就是他们和我们的区别。
因此，一个有创意的人需要在他感兴趣的方向有一个优秀的知识背景，并且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习惯（成为一个疯子可不够）。富有创造力的人如何工作？
一旦你们有了目标人选，接下来的问题是：你希望把他们放在一起，让他们相互讨论问题；还是将他们分开来，把问题丢出去让他们独立工作？我觉得，就创造力而言，独立是必须的。有创造力的人需要在任何情况下不间断地工作。他的思维一遍一遍地梳理着所有已知信息，甚至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著名的例子是，凯库勒在睡梦中“得到”了苯环的结构）。其他人的存在只会抑制这个过程，因为创造的过程伴随着尴尬。
每一个成功的创意背后都有成百上千失败的例子，你通常并不愿意将它们展现出来。然而，把他们凑在一起开几个会也许仍然是可取的，但原因与创造性本身无关。
没有两个人的心理活动完全相同。一个人也许知道A，但不清楚B；另一个则正好相反。如果A和B能够合二为一，新创意就可能诞生了——尽管不一定很快。而且，相关信息的联系和组合可能不仅仅是A或者B这种独立的物体那么简单，而可能是A和B的组合，两者相辅相成。如果一个人提到了非常规的A-B组合，另一个人想到了非常规的A-C组合，两者结合出的A-B-C组合——两人都不能独自想到的组合——就很可能带来答案。
如何管理创造力？对我来说，头脑风暴的目的并非是产生新创意，而是训练参与者既分析事物也许学会组合事物，既知晓理论又能天马行空。但如何说服有创造力的人这么做呢？重中之重是提供给他们便捷的、放松的、广泛自由的讨论气氛。世界对“创造力”并不友好，在公众中标新立异则更加糟糕。即便公开地推测创新事物，也是令人担忧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只能想出不会被其他人反对的想法。
如果一个人对和他一起讨论的人的“愚蠢”想法毫不同情，其他人也许会噤若寒蝉。这个绝情的“天才”也许胸中丘壑无数，但他所造成的伤害与压制将超过他可能的贡献。对我来说，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应该愿意分享他们“愚蠢”的主意，并倾听他人的“白痴”之言。
同样的，如果一个人在会议上占据了过多的话语权，更善于表达或者明显更喜爱发号施令，他很可能接手了会议并让其他人处于仅仅是被动服从的状态。
这种人本身可能是十分有用，但由于他压制了其他人的发挥，还不如让他独自工作。讨论小组的最佳组员数量也许不应太高，我觉得不应该超过五人。组员数量多确实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但这也会造成等待发言时间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令人非常沮丧。
让他们去参加一些不同主题的小型讨论会效果会更好，而非所有人都聚集起来参加大型会议（这可能会带来一些重复，虽然重复本身并非不可取，但这些人在会上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之后他们之间的相互启发）。
为了达到自由讨论的最佳目的，应该要营造不拘礼节的气氛。我觉得愉快地交谈、直呼对方名字，插科打诨和轻松的氛围都是很重要的——不在于这些事情本身如何，但人们会因此愿意一起参加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讨论会。
我的建议是，在某人的家里举行类似的会议，或者就在餐厅的餐桌旁，都会比在会议室里更有作用。也许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限制会来源于自身的责任感。划时代的伟大创新长来自这样一群人——教师、文员、小官员，乃至无业者——他们并不靠创新赚钱，但伟大的创新往往就是来自细枝末节处的灵感。
对我来说，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没想出好点子，拿不到薪水而抱持着内疚的心态，那他下一次也绝对想不出好点子。
创造力项目怎么做你们的公司（指ARPA）依靠政府拨款来执行“头脑风暴”。想象一下，如果国会议员或者公众听说一帮科学家用政府的开支来相互恶作剧、浪费时间或者讲下流笑话，真会出一身冷汗。不过实际上，即便没人知道，一般科学家也有足够的公共良知不去宣扬这些事情。因此我建议给与会人员一些闲职任务——撰写短小报告、总结阶段性结果或者对某些问题予以简要回答，使用项目资金来支持这些费用。
本来花在开研讨会上的钱成了他们的工资，这样开研讨会相当于是没钱给他们的——这样就更容易创造轻松的气氛。
同时，我认为这些讨论会上不能没有指导者。必须有专人负责像心理分析师那样的角色。在我的理解里，心理分析师会通过询问正确的问题（干扰越小越好），让患者自己讨论他过去的生活方式，并引导他从自己的认知角度对自身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与此同时，讨论会需要会话仲裁。
他需要激励与会者、提出精准的问题、进行必要的解释，控制讨论的方向。仲裁不可能清楚地知道哪个问题是精准的，哪些解释是必要的，因而这将是一件困难的工作。至于那些旨在激发创造力的“小工具”，我认为在讨论会里它们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如果与会者彻底放松、没有职责压力、讨论着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自然而不落俗套，他们自己就能创造出能激发讨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