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问题一向是社会学家关心的重要问题，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出现为探究公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手段——这个新兴学科利用神经科学的技术研究经济相关决策中的神经机制。近日，来自挪威研究团队首次探究了工作量不同的人们在面对收入不均等的局面时的神经应答情况，试图一窥“公平感”的奥秘。
这项研究由来自挪威经济学院选择实验室（The Choice Lab）的经济学家和卑尔根大学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组的科学家们共同完成的。果壳网采访了文章的通讯作者，挪威经济学院的艾力克·索伦森（Erik Ø. Sørensen）教授。索伦森和同事利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探索人在面对收入不平等时的大脑活动，发现人们对公平的概念并不仅仅是要求获益平等，同时也会将付出多少等纳入考量之中。
研究结果近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
实验者选择了47位挪威经济学院的男性学生，并随机分为3组。实验内容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研究者随机安排被试做一定时间的办公室工作。其中接近一半的被试（23位）工作时长是60分钟，其余24名被试则被分成两组（每组12人）随机安排工作30分钟或90分钟。所有的被试都被告知他们的工资将会基于每小时500挪威克朗的水平支付，但最终的薪酬会受到随机干预，因此未必完全按工时计算的薪酬一致。
第二部分中，研究者将被试两两配对。两人组合的总工作时间为120分钟，时间分配有30：90，60：60，90：30三种，在这三组中，工时分别为30、60和90分钟的被试需要接受脑部的磁共振扫描。按照工时，接受扫描的被试的预期收入分别为250、500和750克朗。在得知自己的收入结果后，他们需要对自己报酬的满意程度做出评价。
结果表明，当被试的收入在250-750克朗这个区间增长时，被试对分配结果的评价会因被试的工作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异。当工作30小时的被试面对高于250克朗的收入时，会呈现两种相互抵消的效应：一方面他们由于收入增多而满意，另外一方面则因为分配并不反映自己与对方的贡献比例而不满。因此，尽管在获益变高时被试的评价也会变高，但当获益远超过自己的“应得的”部分时，他们的评价会停止上升甚至出现下降。
相比之下，在工作90分钟的被试眼中，收入从“不公”的250克朗提高到“应得的”750克朗的过程中，自己的收入既增加了，分配方式也更加反映双方的贡献比例，因此被试的满意程度持续攀升。“我们的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对公平的理解并不只是简单的均等。”索伦森表示，受试者能够接受分配不均等的情况存在，但会在意收入差异是否与付出的劳动差异成比例。
“这些结果提示，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当人们在合作项目中所付出努力差异很大时，‘均等’反而会被视作‘不公平’。”索伦森说，“如果你的贡献比我大，我不会认为平分所得是公平的。”这项结果与他们之前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当付出不平等时，大多数人倾向于接受收入的不平等，而这样的态度在未成年人中就已形成。“在那些关于社会收入是否应该强调均等的争辩中，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许可以帮得上忙。”他说。
利用血氧水平依赖（BOLD）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者考察了被试在面对收入结果时大脑的活动状况。研究者主要考虑了纹状体（striatum）区域，它是大脑情绪环路中的关键部分，对行为动机，社会偏好等都有重要影响。研究者发现，纹状体中的左右尾状核（caudate nucleus）的血流情况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中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者发现，当受试者发现自己的收入升高而对方的收入相应降低时，尾状核会被强烈激活，他们对收入分配的评价也相应发生改变。具体而言，较之工时为30分钟的被试，工作时长为60分钟和90分钟的被试在面对相同的收入增加时会出现更明显的血氧信号变化和满意度上升的现象。但工作60分钟的人在面对“加薪”时的尾状核活动变化则不如工作90分钟的人明显。在不同组别中，左右尾状核的兴奋性也有所差异。
这些结果反映，公平感源自大脑中的奖赏系统，有着具体的神经基础。
接下来，索伦森和同事将与决策结果只单一影响决策者本身的情况相比，决策者在面对会对多个个体产生钱财影响的局面时是否会有不同的反应？索伦森和同事将继续探究这个问题。同时，他也指出，未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确认这种公平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还是像语言一样被习得的能力。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得出完全满意的答案，”索伦森说，“但如果不尝试，我们就肯定无法得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