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纪冰川是地球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冰川期。李四光自1921年起，相继多次报告了在中国东部发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也引起了国内外地学界历时持久的争论。不同观点之间的讨论、交锋，本来是学术界极为正常的现象，但李氏大约从1951年起突然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殃及中国地质学的健康发展，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1951年的李氏冰川故事前文（《李四光与丁文江的恩恩怨怨》，《南方周末》2014.1.30）述及李四光在《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一文中，否定丁文江、翁文灏和地质调查所，否定现代地质学在中国发展的成就，在其行文中只有政治上的判断而未列举具体事例。全篇讲话中列举有具体事例者，只涉及与他自己相关的成就，一是“第四纪冰川”，二是“地质力学”。
对李四光1951年论述做反复研读和考证之后，笔者发现，他在改写整个中国现代地质学史的同时，也改写了有关第四纪冰川问题争论的史实陈述。
把有关文字做一梳理，李四光讲述第四纪冰川问题的梗概是：1921年，我在太行山麓发现冰川遗迹，将采集到的条痕石带回北京，安特生看过之后，以轻蔑的态度一笑置之，使我大吃一惊。安特生的一笑，导致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圈子，由这个圈子的把持，影响了第四纪地质等问题的研究发展。
1933年我又在庐山发现了大批冰流遗迹。把持中国地质学界的权威怕丢面子，于是请外国人出面反对。请外国人到庐山举行辩论，结果他们或硬是反对，或是一言不发。那些外国人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要维持他们在中国的威信。1936年我在黄山发现了绝对无可否认的冰川遗迹以后，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德国教授费斯孟，两次跑到黄山看过，他随后写文章吹嘘自己在中国看到的冰川现象。
1937年安特生又来中国，我给他看了一些材料后，他跑到西康，回去发表在中国看到冰川现象的文章，但一字不提中国人在他以前所做的工作。在安特生发表意见以后，中国的某些人也随之跟着他走起来。（《李四光全集》245-248页，以下简称《全集》）
通观李氏所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在李看来，反对李氏冰川观点的人，是一些为了维护自己面子和权势的中外权威人士，他们形成了压制李四光的圈子；赞同李氏观点的外国人费斯孟，有“吹嘘”和抄袭之嫌（李对费的评价在此前后有所不同——樊注）；改变了观点的中国地质学家，是因为跟着安特生跑的结果。很不幸，在他列举的地质学家中，除他自己而外，似乎没有谁是对的。
更不幸的是，李四光继而把学术问题转化成为政治问题，结论是：由于外来的文化侵略势力和本国的买办思想结合起来而成的局势，将近30年，在这一方面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全集》第8卷248页）外国人不相信，就给他贴上外国“文化侵略势力”的标签；中国人不相信，就给他贴上“买办”的标签。
李氏冰川故事的第一个时间节点是1922年，主要事主是安特生，案由是安特生对待李四光发现冰川遗迹所持的态度。
安特生（1874-1960）是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因当时瑞典被中国认为是“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西方国家，中国政府根据丁文江的建议，聘请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起初协助调查煤铁资源，后亦在地质研究所授课，曾带领学生在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和考察。1918年，安特生因在北京附近的河北宣化发现了烟筒山铁矿而受到赞誉。
在勘察矿藏顾问的职责范围之外，他还为推动中国史前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仰韶文化的发现者，也由此为中国古史研究引上田野考古之路。安特生于1926年回国，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1928年任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与冰川话题相关者，安特生多年在华北从事考古发掘，根据亲身所得资料，认为这一地区挽近地质时期（一般指第四纪以来地壳运动的时期——樊注）为干旱气候，不会有冰川发生。
1937年他再度来华时，曾赴中国西部高原的西康一带考察冰川遗迹，结论认为那属于古冰川，而非第四纪冰川。
1921年，李四光根据在太行山麓发现的冰川遗迹，写出英文报道《华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遗迹》，翌年1月发表在英国《地质杂志》上。1922年5月26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李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作用的证据》的讲演。身为中国地质学会创立会员的安特生也参加了会议。
他对李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但没有公开发表评论。有关安特生的态度，李四光在1933年11月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忆述往事的原始版本是：11年前，当学会举行第三次大会时，我有机会把华北一些地区见到的某些堆积物和地形现象提请各位注意，并给各位看了些非断层擦痕所能解释的条痕石。当时在华北从事发掘考古资料的安特生曾因这些意外的发现而大为震动。他对我所列举的证据的真实意义，表示强烈的疑问。
他和我一次私人谈话中，指出秦皇岛的一些残积物，如果曾经冰流的扫荡，则不会保留原处。他有怀疑的理由。我认为他所持的怀疑态度是严肃的。当时安特生对条痕石的成因觉得难以解释，对于我所收集到的其他实地证据，当然也不能提出评论。（《全集》第2卷304页）这就是说，安特生怀疑李四光的新发现，自有他的专业立场，会上没有表态，会下做了交流，并且对李四光有所启发。
李四光那时认为安持生持怀疑态度是严肃的，对安氏的不提出评论也表示了理解。
然而，1951年底的李四光对这个版本做了颠覆性的修改：在我们地质学会初成立的那一年，我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行的遗迹，并且采集了带冰擦条痕的漂砾，回到北京。当时农商部顾问安迪生（安特生）在内幕指导地质调查所工作，他看了我所带回的材料以后，一笑了之。
安迪生曾经参加过南极探险，而又是来自冰川遗迹很多的一个西北欧的国家。照道理讲，他是应该认识什么样的石头是冰川漂砾。至少他该应认识带什么样擦痕的漂砾可能是来自冰川的。他用一种轻蔑的态度，把那些材料很轻视地置之一笑，使我大吃一惊。他那一笑不打紧，可绕着他便形成了故意或无意地不理会冰川现象的一个圈子。由于这个圈子的把持，第四纪地质问题以及其他有关问题的发展，就受了很大的影响。
（《全集》第8卷245-246）1933年李四光讲1922年的安特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严谨学者；1951年李四光讲1922年的安特生，是一位令人气愤的可恶学阀。
关于那林的“私下说”冰川事件的第二个时间节点是1934年，主要事主是丁文江和几位外国学者，案由是他们勾结起来否定李四光在庐山发现冰川遗迹的证据，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威信。
关于庐山辩论，李四光作如是说：到1933年与1934年又在庐山发现了大批冰流遗迹。以外国人为灵魂的若干人，心里大不舒服。主要是恐怕丢掉他们的面子，失掉他们在地质界的权威。于是请外国人出面反对。特别是由美国来的巴尔博和其他几个外国人如德日进、那林等，同到庐山当地举行辩论。因为事实太明显了，那林私下对我说，假如这些现象在他家乡发现，这没有问题是冰川造成的。
葛利普看了地形照片以后，也私下告诉我说很像他在美国所看的冰川地形。但是公开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们或是不说出理由而硬是反对，或是一言不发。那些外国人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要维持他们在中国的威信。（《全集》第8卷246页）那林（E.Norin，1895-1982），瑞典地质学家。1919年经安特生推荐受邀来华，在太原等地考察煤层地质。1927年参加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他对冰川甚有研究。
那林是否因为“事实太明显”而对李四光有过承认冰川的“私下”语，以及如何作“私下语”，李氏忆述也是另有版本的。1964年1月14日，李四光与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人员谈话时旧事重提：条痕石也不是处处都有，记得从前和巴尔博、德日进、诺林（那林）、杨钟健等在庐山地区跑了很多地方就没找到条痕石，我不服气，到1937年终于找到了大量条痕石，山上山下都有。
（《全集》第2卷606页）在冰川运动中，当冰碛物在一定压力下较长时间内沿一定方向移动时，砾石表面被摩擦成光滑面和线状的条痕。地质学上，把这种在磨光面上刻蚀有冰川擦痕的砾石和石块称作“条痕石”，它是鉴定冰川遗迹的重要证据。不过，应该指出，条痕石还会存在于非冰碛物的泥石流中。
在1933年12月发表的文章中，李四光说是发现了很标准的条痕石（《全集》第2卷340页），但在邀洋人登庐山考察的几天中，连着几天一起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条痕石。既然如此，为什么说是“事实太明显了”呢？1967年2月24日，李四光在听取冰川地质队汇报工作后的谈话中，又说到那林在庐山与他谈话这件事：诺林在鄱阳湖边的石灰岩上，发现了很多的擦痕，他说“假如在我们国家，这就是冰川”。
（《全集》第2卷625-626页）据1951年的版本，是笼统地说“事实太明显了”，称那林与李四光有“私下说”，传达给人们的意思，一是那林面对“明显事实”而承认了李氏冰川观点；二是说那林虽然内心承认，但只是与李四光“私下说”的讨好性表白，但不肯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意见，很有“两面派”之嫌。
可是，据李氏1967年版本中的忆述，第一，那林仅是对石灰岩上的擦痕发表的意见；第二，那林与李四光之间的谈话应是在人群考察中的对话，不具有私密对话性质。
理解那林的话，还应该注意有很重要的潜台词。不管是1951年忆说“假如在我家乡”，还是1967年忆说“假如在我们国家”，都同样是有“假如”一词的条件句表述。
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在1970年2月16日函告施雅风：中国冰川第四纪时代的分期方法不能拘泥于欧洲、北美办法，因我们是大陆气候，冬天雪少，夏季天热雨量多，所以比欧美造成冰川要难得多。（《竺可桢全集》第20卷38页）这就是说，对第四纪冰川的认定，除了地表的地貌证据，地下和地面露头沉积物中的漂砾证据外，还要有古气候因素的证据，因为冰川的形成和移动同时取决于当时的温度与湿度这两大要素。
中国东部夏季一般是湿度高而温度也高，冬季则温度低而湿度也低，都有碍冰川的形成。当然，一生治学严谨的竺可桢不是冰川学家，不会轻易表态断定中国东部有无第四纪冰川。他写信给冰川学家施雅风，只是提醒施氏在判定冰川证据时，要注意古气候学这个学科视角。
庐山在中国，那林家乡在北欧，此一地也，彼一地也。地理位置不同，则气候可能不同。因此那林的话不具有支持李氏观点的含意。
他不公开表态支持李，自有他的道理，是无可指责的。同样，没有上庐山的葛利普，只是在看了李四光出示的照片后说“很像他在美国所看的冰川地形”。葛利普从图片中看到的冰川地形联想到北美所见，亦如竺可桢所指，北美与我们中国的大陆性气候不同。莫说葛氏没有上庐山，即使上了庐山，这不是他的专业，不公开表态支持李氏观点也是无可指责的。不表态，正可见他的严谨。
“庐山论冰”的来龙去脉与冰川考察有关，李四光于1921年到太行山，1931、1934和1936年三上庐山，1936年还曾到过黄山。但无论从他发表的研究成果来说，还是后来围绕冰川发现的社会宣传来说，核心故事是在庐山。本文借用金庸“华山论剑”的句式表达，把有关李四光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的争论，喻称为“庐山论冰”，以求简洁醒目。
在1967年的一次谈话中，李四光回顾当年发现冰川的历程，从庐山说到黄山和天目山，然后说：不久，奥地利威士曼（前译费斯孟）来中国教书，他去看过，回来时高兴极了，说“看到了”。他写信给德国的一个冰川学家，并给德国的土壤冰川学杂志写了文章。这样，在国外引起了轰动。我国的丁文江等不服气，花了20000元，请了英国的巴尔博，瑞典的诺林，法国的特茵哈兰（此人没有上庐山——樊注）以及杨钟健到庐山去看。
（《全集》第2卷625页）李四光时年78岁，可能因记忆力衰退所致，谈话中把费斯孟跑黄山后写文章一事误植于庐山辩论之前，但却由此给1951年陈述提供了史实细节的脚注，由此知道了是丁文江为这次庐山之行筹得2万元款项。
去世于1979年元旦的杨钟健，临终前倾力撰写回忆录，可惜未能完稿即撒手而去。遗稿中关于庐山论冰一事，虽存隐晦之笔，但所提供的背景资料，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最为详细者。
关于上山之前的情况，他说：我们于1934年把野外工作计划推广到了扬子江流域，并且邀请前燕大教授、已归国而又特地回来的巴尔博参加，以期对扬子江流域的地文有共同的了解。我们决定野外计划不因步（指步达生，以定名发现“北京猿人”闻名。1934年3月15日，因劳累过度猝死于研究室中——樊注）之逝世而中止，一切照常进行。中央研究院李仲揆先生已在江西庐山发现第四纪冰川，甚欢迎我们前去一看，以便一起探讨。
（《杨钟健回忆录》第72页）由此可见，登庐山的中外学者，是由李四光持“甚欢迎”的热情态度而前去一看的。李在庐山作为主持者与大家一起探讨，用今天的话说，那是科学共同体内具有同行评议性质的一次现场考察和讨论。
作为历史事件的庐山论冰已经过去了将近80年，既没有当时的新闻报道和档案记载，当事人也早已相继离世，都没有留下详细的全程回忆。笔者试将迄今所得史料碎片做一拼图，力图还原出一个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画面，缕述如下：
（1）在1921年的太行山发现之后，李四光把第四纪冰川研究大约搁置了10年。
（2）1930年夏，他到庐山牯岭休养，认为庐山是很适合地质教学实习的好去处。1931年夏，以北京大学地质系兼职教授的身份带学生到庐山实习。根据这次考察的结果，他在1933年11月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的演讲。（《李四光传》92-100页）
（3）1933年11月，李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发表演讲，题目为《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论述了近年在庐山地区发现的冰川遗迹。参加讨论的中外地质学家有翁文灏、谢家荣、杨钟健、葛利普、德日进、尼斯特拉姆、那林等，他们当时大都持怀疑态度。（《李四光年谱》113页。以下简称《李谱》）
（4）丁文江说：“人家都说中国没有冰川，可是我们的李四光先生就能找出冰川来给我们看看，这真是一大收获。”（《石迹耿千秋》18页）
（5）李四光欢迎人们到庐山冰川遗迹现场一看。丁文江为此筹集了2万元经费。
（6）约1934年3-4月间（杨钟健等在步达生去世后南下，曾在南京一带考察，故将登庐山时间暂置3-4月间——樊注），李四光与德日进、巴尔博（刚从美国返回中国）、那林、杨钟健等在南京会齐后登庐山。（《杨钟健回忆录》72-73页。）
（7）在庐山时间有一周多，山上山下的各重要地点，均经李四光及其助手喻德渊详为解说。（《杨钟健回忆录》72页）
（8）李四光先前在1933年北平会上报告和同年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声称找到了冰川发现重要证据的条痕石，但在此次集体考察中，“在庐山地区跑了很多地方就没找到条痕石”。（《全集》第2卷606页）
（9）在庐山上辩论冰川问题，意见未能一致，杨钟健回避表态（《杨钟健回忆录》73页），德日进和巴尔博明确持反对意见。（《李谱》115页）
（10）事毕，李四光回南京。杨钟健与德、巴等赴汉口，再北上参加步达生追悼会。（《杨钟健回忆录》73页）
这里须特别说明一下上述第（4）条。许淑彬在这段引述之前有一段文字是“1933年，有一次仲揆开完地质学会回来告诉我说：有位地质界的当权人物曾用讥讽的口吻说……”。根据李四光的多种忆述，可以肯定句中所说的“地质界的当权人物”是丁文江。至于说丁文江“用讥讽的口吻”，这是许的回忆性描述。许的描述当然是来自她丈夫的看法。不过，李认定丁文江语含“讥讽”的看法产生于何时则值得推敲。
从丁文江的角度说，李四光在会上报告说已经在庐山找到了遗迹，并出示了重要证据“条痕石”，而参加会议的多数国内外学者怀疑李四光的发现。为解决这个疑问，他认为很必要支持争论双方到实地考察验证。因此，他才可能下决心筹款安排这次庐山论冰。凭着“丁大哥”的胸怀，不会是为了故意羞辱李四光而排兵布阵；根据丁氏的经济头脑，也不会为了令李难堪而筹款2万元作庐山游。
从李四光的角度说，他既然欢迎大家登庐山做实地考察，丁大哥又肯筹款帮忙，应该对丁是感激的。上述第（4）中引述的那段话应理解为是丁大哥对学术争论的支持和对中国地质学界“一大收获”的期待。上庐山之后，没有找到条痕石等预期的证据，李的结论没有得到众人的认可。似可推测，心胸狭窄的他，可能此时在失望中感到了难堪，心中会对持否定态度的人不满。
丁文江没有上庐山，迄今为止，没有文献表明丁文江对李四光的这一发现持否定态度，在1950年之前的李四光言论中也一直没有提及丁文江对此问题的态度。如果我们倾向于认为前文所述李四光对丁氏生前身后的尊重是真诚的，那么，他的“讥讽”之论就应该是在1950年把丁文江锁定为“买办学者”之后的事情。
冤屈了谁？在1951年论述中，李四光说他因为冰川问题“受了30年的抑制和冤屈”（《全集》247页），是这样的吗？
李四光可以认为丁文江和翁文灏“操控”了中国地质学会，实际上，从1922年起，他多次在中国地质学会的平台上发表冰川演讲，他多次在学会刊物上发表有关文章，丝毫看不到他受到压制的影子。在中国学术界的最高平台上，1948年3月，李四光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在地质学界和科学界同行评议的基础上选举产生的。
作为“当选资格之根据”，在为李列举的成绩中就写有一条：“发现第四纪冰川”（《中央研究院史初稿》200页）。须知，长期被李四光视为同行冤家的翁文灏，曾多年兼任中研院评议会秘书，且于此时位居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可见，并没有谁阻挡李四光研究第四纪冰川的进路。
一路走来，从冰川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氏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勤奋执著的敬业精神，也可以看到中外科学家遵守学术规范的传统。
对李氏所论，外国学者中有反对的，也有支持的。后来的进程表明，中国学者中，有由反对而变为支持的，也有由支持而变为反对的。此乃学术发展之常态。对李四光关于第四纪冰川的立论，章鸿钊在1936年的书中称其为“比较新颖的，又惹人注目的”发现，“但是因此产生的其余问题还是甚多，将来如何展开，如何解决，自值得世人一般热烈的期待，至今后中国地质学界当不辞继起努力。
”（《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147-149页）怀疑与期待并存，这恐怕是当时中国地质学界大多数同仁的普遍心理。对于丁文江来说，除了一般地质学家的怀疑和期待之外，还有一份学术领袖人物的责任心。
第四纪冰川与“爱国主义”尽管李四光对庐山论冰的结果感到失望，自尊心受到伤害，但至1940年代之前尚未见有语涉于此的表述文字。
突然的爆发，就出现在1951年的那次报告中，朝鲜战场硝烟正浓之时，讲述一个30年前年庐山论冰的故事，一个用政治立场重新包装过的科学故事，突出了外国文化侵略者和买办学者的丑恶嘴脸，似可激励人们反帝、爱国的精神。对“第四纪冰川”作政治解读，始作俑者是李四光。
后来经过其夫人许淑彬和女儿李林的回忆录（《石迹耿千秋》16-20页）广泛传播于世，“第四纪冰川”与“爱国主义”携手同行，被编成人物故事，登上文艺舞台，收进中学课本，写入人物传记，甚至被记于学科历史。长期以来，在一般社会公众的知识框架中，说中国科学家，就必然会想到李四光；说李四光，就必然会想到第四纪冰川；说冰川，就必然会想到爱国主义。
笔者曾看到过一篇题为“爱国主义教育要形式多样”的新闻报道，称某学校为陶冶学生的爱国情操而举办“中国历代著名科学家”报告会，“从张衡的地震仪讲到李四光的第四纪冰川”。现在，北京有一家“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在企业广告中介绍其主营产品是“传播第四纪冰川艺术成果，弘扬李四光爱国主义精神，普及地球科学知识”。
冰川，是地球上存在之一“物”。第四纪冰川，是自然史中的过客。
第四纪冰川遗迹在中国的有或无，是科学研究的问题，与国家荣誉无关。在科学发现问题上，常有优先权之争。获得科学发现的优先权，被科学家视为最重要的荣誉。在争取优先权的问题上为个人争“名”，是很正常、合理的事情。取得重大的科学发现，还会为国争光。因此，在科学落后的国度，爱国主义往往会成为激励科学家工作的重要动力之一。
但是，如果在科研工作中把“爱国”置于“求真”之上，不仅会戮害科学的生命，也有可能给国家的荣誉带来损失。
庐山无冰川像中国有无第四纪冰川这样的自然史事件，要靠寻找其存留的遗迹来判断，而对遗迹的认定，要通过科学共同体中的同行评议。李四光是提出在中国发现第四纪冰川的第一人，对后来中国开拓第四纪地质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对其庐山等处冰川遗迹发现的认同上，地学家们各有其专业立场，因此，自1922年李四光报告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以来，争论一直未断。
冰川学家施雅风、崔之久、李吉均等，于1980年代初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把工作重点放在研究对地貌和沉积物的冰川成因和非冰川成因的识别上。他们组织了多家机构的30多位学者，在1983-1986年间在全国广大地区内，对包括庐山在内近20个地点进行考察研究。他们合作撰写的《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与环境问题》（科学出版社，1989）一书，1991年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施雅风口述自传》342-356页）后由施雅风主编的《中国第四纪冰川与环境变化》（河北科技出版社，2006），200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施雅风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东部海拔2500米以下不存在第四纪冰川，李四光学派论述的中低山地冰川遗迹及冰期划分，属于系统的误解。
在被李四光称作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庐山“大姑冰期冰碛物”中，找到了属于亚热带和温暖带的孢粉，由此证明，那些被李四光判定为冰川沉积的，实际上不过是泥石流沉积而已。可惜，李四光不仅缺少古气候学的视角，甚至在地质学的范围内，“他和他的支持者没有机会接触泥石流，也没有机会到西部高山的现代冰川和确切的第四纪冰川考察研究，自然容易把泥石流沉积当做冰川沉积看待，难于确切识别冰川和非冰川现象。
”（《施雅风口述自传》353页）
庐山论冰，似乎可以画一个句号了。过了花甲之年的李四光，在中国社会中，是一位长期被视为“政治正确”的大科学家。一方面，学术问题往往被政治化，另一方面，用行政手段干预科学，又往往把科学事业范围内的简单问题变得复杂化。
第四纪冰川之论定，地质力学之超群，发现大庆油田理论之独创，“地震可以预报”之断言和对策……其中都饱含着李四光的智慧和汗水，亦可从中窥见他一生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但这些长期流播的“学术-政治”传说，又都在一定程度上是真伪莫辨的。
如果真的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真的不甘心得到一颗“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苦涩果实，只有在洗却铅华之后归返本真，才能让人们相信那位值得相信和可以相信的大科学家李四光。这是科学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份责任。（本文与前文引用史料主要采自《李四光全集》和《李四光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