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下午，2014年诺贝尔奖首个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美国及挪威的三位科学家约翰·奥基夫（John O’Keefe），莫泽夫妇——梅-布里特·莫泽（May-Britt Moser）和爱德华·莫泽（Edvard I. Moser）因“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GPS）的细胞”获奖。不过，大奖一出即引来争议，有专家认为，其研究并非“独领风骚”。同时，专家呼吁，中国脑科学计划不宜再“议而不决”。
数世纪以来，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哲学家和科学家——大脑是怎么构造出一幅描述我们所处环境的地图，我们又是如何在复杂环境中找到线路的？“这是很重要的未解问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就在两周前，蒲慕明在法兰克福马普脑研究所的一个会议上，与O’Keefe、E. Moser再次相遇。在蒲慕明看来，他们能获得诺贝尔奖是在意料之中的。
“O’Keefe的工作为研究大脑如何决定动物体自身在空间中位置开创了新的实验范式，指出了海马区在空间定位中的重要性。Moser夫妇对网格细胞的发现，是近年来O’Keefe实验范式下的最重要发现之一。”蒲慕明说。
在他看来，Moser团队目前显然是这个领域最活跃的，“他们在奥斯陆Kavli研究所的所有研究组都围绕这个领域展开”。
对于获奖成果的意义，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雄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评价，该研究对于人类认识自身基本生理功能，阐明脑的高级复杂功能有典型意义；其次，他们的研究首先具有哲学层面的意义，为康德的先验论提供了神经生理学证据；此外，该研究对与老年痴呆症等大脑疾病的治疗、诊断对策的研发也可能会有所启示。“神经科学领域一直是诺贝尔奖的得奖大户。
这项研究揭示了关于生命最基本的知识信息，让我们能够更加理解人类自己，这也符合诺贝尔奖的一贯原则，即奖励给对人类知识有真正贡献的科学研究。”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孙学军告诉记者。
不过，在杨雄里看来，这样的结果还是有些“出人意料”。“他们的工作并非‘独领风骚’。”中科院院士杨雄里告诉记者，尽管获奖者在大脑的定位系统方面的研究做得很出色，但是这样类型的研究工作很多，达到这种研究水平的，也不只这么一家。
在杨雄里看来，诺奖到底授予谁，见仁见智，“但还是出乎我的意料”。有同样感受的，不只是杨雄里。此奖项颁发当天就引来争论。10月6日晚，由北京大学教授饶毅等三位学者主编的《赛先生》发文表示：“今年生理奖不一定有广泛共识”“有观点认为脑内各种细胞都有，比这些细胞更有趣的如‘镜像神经元’‘祖母神经元’等，所以发现细胞不够重要，确定其功能，了解其机理更为重要。”
此前，汤森路透的“诺奖预测”根据论文的引文分析，共筛选出了三项可能获奖的研究，关于大脑定位系统细胞的研究未在其列。就脑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来看，脑细胞空间定位功能的研究也只不过是众多脑功能研究的一个方向。“目前，脑科学领域研究中，最受关注的是各种脑功能相关的神经环路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比方说有哪些神经细胞组成怎样的环路结构，在进行各种脑功能时回路中的各个神经细胞是如何处理电活动信息的编码、储存和提取。
”蒲慕明说。“对大脑定位系统的研究是当前脑科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并非‘炙手可热’。”杨雄里说。
今年3月，蒲慕明、杨雄里等一批神经科学家召开了以“我国脑科学研究发展战略研究”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呼吁尽快启动中国脑科学计划。“但是半年过去了，进展情况不如人意。”杨雄里感慨，细致、谨慎的讨论非常重要，但需要果断的决定和妥善的安排，以扎实的措施推进脑计划的实施。
近20年来，杨雄里亲眼见证了中国神经科学的发展。他认为，随着国家对脑科学支持力度的加大，研究人员数量增加，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神经科学近年来取得了“相当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得到支持的力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我们的研究水平在神经科学的几个分支，比方说神经系统的可塑性研究、感觉的研究等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从整体来讲，力量还比较薄弱，研究水平的差距还相当大。
”杨雄里说。
蒲慕明也表示，整体上，我国脑科学研究在高水平、有竞争力的实验室数量，科学成果总量和影响力等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都有很大差距。目前我们也没有脑科学领域里主要的、推动前沿发展的团队。今年1月，中国科学院脑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将进一步聚焦脑科学的重要前沿方向。“未来数十年里，我国神经科学家是有可能做出像O’Keefe和Moser夫妇的工作那样突破性的成果。
要达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科研问题的选择，我们的青年科学家要能有胆识去选择重要的未解难题，我们的科研环境也要能鼓励支持青年科学家冒险攻关，尤其是组成团队攻关。”蒲慕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