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版《生物的进化》在生物学界内的评价是积极的，但在言论得不到保障的年代，独立见地容易成为批判的靶子。一位中学教师撰文指责该书作者是无政府主义小集团的“为首分子”，于是风波骤起。实验生物学家朱洗笔耕不辍，即使在住院治疗期间，仍坚持写作。尽管他在六十刚出头就离开人世，仍给世人留下了八十余篇论文和“共约四百五十万字”的科普作品。
在他所有的作品中，用力最勤、历时最长、篇幅最大的是《生物的进化》一书。朱洗从上高等小学接触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概念时起，既对进化论感兴趣。1920年代他到法国勤工俭学，选择了学习实验胚胎学，开始留意和积累有关生物进化的素材。1936年，世界书局计划编印世界百科全书，朱洗应约撰写进化部分。
虽然这个计划因日寇侵华而流产，但朱洗认为，科学家对于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仍于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在科学实验之余，坚持相关的写作工作。到1942年他被迫离开上海租界回家乡临海办学兴医之前，他已写了40万字，初步完成了书稿。抗战胜利后，朱洗回到上海，开始了他所主持的研究所的恢复工作。很快，内战又起，在十分混乱的情况下，他无暇从事修改和增补工作，这部学术性很强的著作又放了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洗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副所长，生活稳定了下来，甚至连他过去因做研究、办学、兴医等而借的一些债务也由政府代为偿还了，而实验也有了相对较好的条件。他仍坚持每天至少写五百字，并想过出版《生物的进化》，可由于当时全国从中小学到大学都在学习“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也即米丘林-李森科主义，他这本不合时宜的著作当然不可能得到机会出版。
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召开了作为样板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米丘林-李森科主义的统治地位开始松动。暑期，科学出版社有两个编辑到上海去约稿。言谈之中，朱洗提及他的这部旧稿。编辑略微翻了一下，就欣然同意出版。于是，朱洗重拾旧稿，补充最近十余年学术界的新成果，删除某些过时或不合时宜的主张，并请助手张果继续绘图，于1年之内，完成了这部著作的修订工作。
经原生动物学家张作人和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周太玄审稿，1958年4月，科学出版社以考究的纸张、精美的装帧正式出版了这部著作。这本书有近70万字，含手绘精致图片近200幅，分“进化思想的渊源”、“进化的事实”、“进化原因的讨论”三个部分，兼收并蓄多派观点和证据，是一部名符其实的进化论巨著。对于这部材料十分丰富的、能给人以诸多启迪的著作，生物学界的评价是积极和正面的。
但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的年代，有独立见地的著作很容易成为批判的靶子。
1959年，上海一位名叫吴德铎的中学教师投了一篇题为“反马克思主义达尔文学说的《生物进化论》”的文章给《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指责朱洗是无政府主义小集团的“为首分子”，“坚定地站在错误、反动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作为历史观的阶级斗争，攻击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基础之一的达尔文学说”；在参考书目中，“没有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著作”……《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的相关编辑并不是很认可这种上纲上线的批判，但在“左”的思潮居主导地位的时代，他们并不敢阻挠一个“小人物”来批判一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为了避免承担责任，他们一级一级向上请示，最后一直上达到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那儿。聂荣臻也曾到法国勤工俭学，对朱洗是有所了解的。1960年4月，在听取了中宣部和中国科学院有关人员的意见后，聂荣臻决定从爱护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出发，让中科院上海分院党员领导同志亲自同朱洗谈话，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帮助朱洗提高认识；同时责成上海市科委的同志约见那位中学老师，告诉他不公开发表批判文章的原因。
最后的结果是，朱洗承认自己有些观点欠妥，而吴德铎也表示理解和拥护领导的决定。1961年底，科学出版社派人来上海与朱洗商谈《生物的进化》的再版问题。此时，朱洗已因癌症而住院治疗，他答应修改后再次印刷出版。他托付学生王幽兰和罗登先对此书进行校阅，然后再自行审定。遗憾的是，他很快就病入膏肓，于1962年7月24日离开人世，终于未能亲自完成这项工作。
1962年底，根据朱洗的再三嘱托，王幽兰和罗登删掉了从生物进化引申到社会问题的“多余的话”，完成书稿的校阅。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文革”的爆发，直到1980年3月，这部书才由科学出版社再次出版。第二版和第一版各章节的页码几乎一致，换句话说，引发严厉批判的“多余的话”，仅占全书极小的篇幅。那些句子主要表达了什么观点呢？
据笔者仔细核对，不过指出我们应当学习自然界种内慈爱、互助的一面，戒避凶残、斗争的一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