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世东亚古人类演化的轨迹长久以来一直备受争议。以吴新智院士为代表的古人类学者基于化石形态学证据，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学说；而分子生物学家却认为东亚古人类演化曾经在10-5万年间出现过中断，5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过来的早期“现代人”才是我们的祖先。由于文化遗存不能直接反映人类的体质进化和遗传变异，考古学在这场备受瞩目的争论中曾一度处于失语状态。
其实丰富的考古学材料对研究古人类在某一地区出现的时间、分布的地域、延续的时段、迁徙的路线、生存的能力与方式、技术与文化特点、交流与互动等学术问题较之化石人类学与遗传人类学有着更大的优势，对复原人群的演化过程、破解“现代人起源”这样的重大命题会提供重要的证据与启示。
2014年第3期出版的《人类学学报》刊登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一篇题为《更新世东亚人群连续演化的考古证据及相关问题论述》的综合性研究论文，基于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特别是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对包括“现代人起源”在内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做了系统、深入的分析与思考，得出富有启发性的研究结论。
文章总结了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中石器原料特点及开发利用方式、石器制作技术、区域文化传统的传承、石制品类型和形态及组合特点这四个方面的特性，对比旧大陆西侧旧石器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阐释了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自更新世早期至末期一脉相承与连续发展的表征。
对于近年来广受关注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被辨识出的一些所谓“西方元素”，文章否定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前存在真正的勒瓦娄洼技术产品，讨论了秦岭地区手斧组合特征与西方阿舍利体系的时间错位，论述了水洞沟等遗址存在的石叶技术的局限性和短暂性，认为远古文化交流是存在的，但“西方文化因素”从来没有成为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流，更没有发生过对土著文化的置换，其过程是融合而非替换。
这些证据与分析进一步夯实了东亚旧石器文化演化的连续性论断和该地区古人类的“综合行为模式”假说。
作为一名考古学者，作者对目前在“现代人”起源研究上术语的混乱和误导做了批评和分析，指出一些学者有意无意误把“化石人种”、“基因人种”当成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据此武断地认为不同“人种”间不能发生基因交流，并进而推断东亚的古老型“人种”只能在隔离状态下特化和绝灭，没有对现生人群的基因库做出贡献，其实并不能提出任何支持证据。
作者还从“人”的社会属性方面讨论了人类演化中人群的迁徙、隔离与交流等问题，指出更新世人群的频繁多向迁徙，高于其他动物的工具制作、资源获取和适应生存能力，不同族群的交换与互助行为，没有发情期的限制而导致的超强爱欲和生殖能力，都是促使不同地区的人群打破隔离藩篱、保持交流互动、维系同一血脉的重要因素。这些分析与思考为研究更新世东亚古人类演化的轨迹及现代人群起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考古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