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3日，联合国气候峰会即将在纽约开幕。媒体大多依然在争辩人因气候变化到底有没有发生这个老套话题，但其实科学界对它已经达成了相当普遍的共识——也许是时候看看那些我们还不确定的领域了。
二氧化碳浓度依然在稳步上升，但是自1998年以来，全球的平均气温并没有按照预计升高。这一矛盾现象不仅诱发了反对气候变化的言论，也使公众感到困惑不解。
科学家指出，全球气温没有大幅上升其实也和他们的预言并不矛盾，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在10-15年时间尺度里发生的地球表面温度波动是很常见的；另一方面，1998年气温特别高，可能不是进行统计比较的最佳年份。也有人给出了一些其他解释。
今年2月公布的一项美澳联合研究表明，异常强烈的太平洋信风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已经足够强大，足可以把温暖的表层海水推向比预想更深的地方，从而限制热量进入大气中，这一现象被很多模型忽略了。
墨西哥的研究者弗朗西斯科·埃斯特拉达（Francisco Estrada）指出，人们的积极的改变可能产生了效果，比如大气层中禁用氯氟烃，又比如亚洲水稻栽培中使用更多的化学肥料、更有效地利用水，从而减少了微生物来源的甲烷排放。
气候模型分析员本杰明·桑特（Benjamin Santer）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来自火山的硫磺气溶胶含量的增加，或者由于拉尼娜现象造成的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下降都可能是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从全球某些欠采样的地区——特别是两极和非洲——数据量太少，也可能是一个原因。
与此同时，中国海洋大学的研究员陈显尧在8月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新论文中指出，吸收热量的其实是大西洋和南大洋，仅考虑太平洋中滞留的热量并不足以解释这一暂停。最后，3月份的《自然》上一篇评论将大部分观点汇总起来，得出结论：是诸多因素，包括火山爆发、大气中气溶胶浓度、太阳活动等等共同作用，从而抑制了变暖趋势，让气候模型分析者看起来是丢了颜面。
海洋研究员马丁·维斯贝克（Martin Visbeck）在《自然地球科学》上评论道，地区性的气候波动更加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应对策略的重要性。
气候变化可能会让整群整群的居民迁移——但迁移也可能拯救他们。今年五月，来自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的伊奥尼·特提奥塔（Ioane Teitiota）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被拒绝的气候移民。但是晚些时候，新西兰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一个图瓦卢家庭因气候变化而拥有居留权。
为了避免打开类似请求的“洪水闸门”（他们的原话），法庭强调了这个家庭和新西兰的关系。这里有反移民绿色政治本身的诉求，而原本的反移民组织也会使用环境措辞（甚至是气候怀疑论措辞），但问题通常不仅仅如此。从更广泛的角度，移民其实是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其他政治争议。气候变化的恶化已经让移民讨论的措辞更加火热；类似的，移民也可能使得有关气候的论战变得更加混乱。
虽然资本主义与气候之间的关系描述早已变得毫无新意可言，但不少关键观点还是被遗漏了，其中之一便是有关绿色资本主义的观点。不过，相关的讨论正在不断增多。事实上，就即将在纽约举办的联合国会谈而言，绿色资本主义对其可能会具有特别的牵引力，它也许能够为将于2015年在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Paris 2015）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框架。
对许多人来说，这甚至不算什么问题——恰相反，中右翼环保主义者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针对气候变化采取真正有意义的措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无可争议的。大多数环保主义者同意，气候变化需要某种形式上的社会变革，问题只在于需要哪一部分做出改变，需要做出多剧烈的改变，在哪里以及谁来承担改变的风险。我们是否更多地希望这样的新世界建立在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权力分配上？
即使我们在某一形式的资本主义上达成一致，也会存在应该是哪种形式，以及谁应该获得新的权力分配方式下的主宰力量等相关疑问。
大部分气候问题的利益相关方都不否认，我们需要制定一套“整合系列”的混合政策，既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缓解策略），又要应对全球变暖带来的后果（适应策略）。分歧在于，到底应该侧重哪一点。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过去的25年中，我们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上的成就是多么微不足道。从1990年起，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为了避免全球气候发生灾难性的紊乱，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能超过2℃的阈值。然而，目前全球平均气温已经比前工业时代高了0.8℃，并且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去年飙升到了400ppm以上（ppm为百万分比浓度）。
许多科学家指出，更现实的预测是，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恐怕将升高3到4℃。哪怕是我们达成了最严厉的全球减排协议——其实它依然遥遥无期——科学家也认为要阻止全球变暖很可能太晚了。地球科学家贾斯珀·奈特（Jasper Knight）和斯蒂芬·哈里森（Stephen Harrison）认为，地球系统自身的反馈效应，本身就是引导气候变化走向的关键因素，因此单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是不足以遏制全球变暖的。
他们指出，不同的司法系统、不同的产业甚至不同学科之间衡量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方式都存在冲突，他们都对于在碳预算上做手脚一事颇有兴趣。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谈判破裂后，一些大人物提出解决气候问题的重心应该转向如何适应环境，尤其在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他们认为，与其寻求艰难地达成缓解气候变化的协议，不如重点关注如何增强社会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例如建设储水或防洪设施、建设堤坝以及培育耐旱作物。应当建立陆地走廊来帮助物种迁徙，而一些地区应该考虑放弃部分居所，让居民向内陆地区迁徙。一些人反对这种适应型策略。他们警告说，气候变化的一些影响极其难以适应，例如海洋的酸化，更凶险、更频繁的野火，以及气候难民的增加。
还有人担心，如果用适应型策略取代原先的缓解型策略，这个转型过程可能会将原本用于缓解气候变化的有限的政府和个人的资源消耗殆尽。而没有了缓解措施，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将变得更为迫切。但适应策略还有一个变体，不计后果、几乎是倒向了气候怀疑论——这就是某些专家主张的，干脆放过化石燃料公司和工业，不再施加减排压力。显然，在减排问题上，许多自由市场的支持者长期以来都支持适应型策略，例如美国企业研究所。
麻省理工学院（MIT）系统动力学教授约翰·斯特曼（John Sterman）认为，如果人们觉得防护措施足以保护他们免受海平面上升或更强烈风暴的伤害，他们支持缓解型政策的意愿将会减弱。最后，在金融的舞会上，适应型策略已经成了负责陪衬缓解型策略的丑妹妹。相比清洁能源，建立堤坝、修订建筑标准和提高水利用率的项目捞钱的能力显然略逊一筹。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气候政策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2度”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线。这里所说的2度，是指温度升高到高于工业化前的地球平均表面温度2摄氏度。这是有点武断和简单化，但却给了决策者一个可以挂钩的指标。但是，这个基准的有效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在今年的2月，一篇来自忧思科学家联盟的论文警告说，我们已经走在了升温幅度远远超过2°的路上。
在2012年12月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另一篇《自然气候变化》中的文章认为，没有激进的减排政策，我们将无法达到将升温控制在2度内的目标。2度争议的内容之一就是行动的紧迫性，以及我们到底必需做些什么以避免超过那个基准。这可能与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活动重叠，或者至少它有可能符合相同的利益。
随着怀疑论者的活动从否认气候变化转向推迟或者淡化人们的担忧，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同意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只是认为它没有发生的那么快，或者我们不需要做太多。我们也可以质疑2度的想法本身的伦理学，社会是否准备好接受必要的相关话题公共讨论，或者应该如何限制全球变暖。
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的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反复论证，2度对于地球也已经太多了，而且苏塞克斯大学的克里斯·肖（Chris Shaw）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来就没有展开过真正的公开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