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热映的科幻电影《猩球崛起2：黎明之战》中，一种猿类流感的流行，导致人类数量急剧下降，这种突如其来的病毒可在短时间内消灭绝大部分对该病毒没有免疫力的人群。早在1995年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好莱坞大片《极度恐慌》中，片中从白脸猴传播人的“Motaba”病毒即被描述为一种比埃博拉病毒还要恐怖的病毒，并使用了一张变型的埃博拉病毒图片。
而今天，在非洲肆虐的埃博拉病毒疫情仍在恶化，世界卫生组织（WHO）助理总干事Bruce Aylward 9月16日透露，埃博拉已导致2461人死亡，4985人感染（其中过去21天内感染者占50%），“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是当代史上空前的，我们不知道数字会增加到多少”。
病毒会不会摧毁人类？这个假设在今天听来已非危言耸听。在经历了SARS、禽流感等大规模传染病的威胁后，人们逐渐感受到，地球没有那么安全，人类社会也并非无坚不摧。“大健康”的概念也应运而生。9月10日在深圳开幕的国际BT（Biotechnology的缩写）领袖峰会上，科学家、企业领袖们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共同探讨大健康产业时代的挑战和机遇。
何为“大健康”？在物质贫乏的农耕时代人们都是为了物质奋斗，而今天已经发展到了信息经济的顶峰，人类开始利用科学技术向生命科学、向人类对健康的最大需求发展。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健康是大家共同的需求，首先这个需求是巨大的：有很多病人需要得到治疗，健康人也希望生活品质更好、活得更长。而今天技术的发展，能够很大程度上满足这种种需求，解决过去传统医学解决不了的很多问题。
中国国家干细胞和再生医学产业技术战略创新联盟副理事长、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祥认为，生物技术是大健康“非常重要的引擎”，这些技术的应用将推动整个健康市场的形成，“这就是大健康”。
美国国家生命科学集团共同主席约翰·韦瑟雷尔认为，“大健康”是以生命体各器官、各系统的健康为基础的，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无需花费高昂的成本就能获得绿色的药品和诊疗方案，比如今天花3000美元就可以测整个基因组——这种机制的健康“能够给我们带来愉悦的生活感受”。
还应该去做些什么开创性的工作？
约翰·韦瑟雷尔认为还需对生命各个循环系统的机制有更多的认识，在新的研究水平上，能够得到更多更绿色的诊疗方案和产品，“很多大学都在开设生命健康的研究室”。“从健康的角度，技术的发展——比如对生命起源微观方面的研究，带来了很多新型药物和诊疗方式。”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杰克·绍斯塔克说，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新技术来加快新药的研发流程，为健康带来福音。
不过杰克·绍斯塔克认为，在这（加快新药或新型诊疗的研发流程）方面，需要解决监管的问题：新技术能够减少新药带来的风险（尤其是在新药测试中），此外采用更好的模式进行必要测试，可以帮助加快新药研发的流程。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是座上唯一一位非生物技术领域的“大佬”，他对大健康的看法也颇有万通集团“站在未来安排现在”的理念：“大家把大健康叫得越来越多的时候，看病支出比例就越来越小，非病状态支出就越来越大。
”冯仑认为，大健康时代看病将只占健康投资的1/3, 病前预防和保健占1/3，病后康复调养占1/3。
关于大健康的探讨，“生物技术”是当之无愧的关键词，也无怪乎胡祥将生物技术视为大健康“非常重要的引擎”。不过胡祥认为，信息技术、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技术是大健康的“另一个引擎”。信息技术、大数据大大提高了社会效率，已经渗透到每一个领域，同时，他们在健康领域也会发挥很大作用。
胡祥举例说，未来更方便、更精确的数据采集，包括基因检测的数据、包括各种各样的可穿戴设备采集到的数据，以及一些医学知识库的建立收集的数据，这些数据能够更好地反馈、帮助我们预防疾病，“大数据和预防是大健康的标志”。
汪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一个人的基因组测出来就有几百GB的原始数据，再加上蛋白质组，加上影像系统，一个人就有几个TB的数据。“我们现在一年做几十万人的测序，产生的数据跟腾讯差不多。这还不是大人群的，这是真正的大数据。”汪建说，健康信息的大数据是诠释生命生老病死的核心内容，是“大科学”。
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医学科学院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伯纳德·罗兹曼提出，生物等科技诚然对大健康而言非常重要，但在目前很多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情况下，如何在现有水平上作出更大的创新？同样地，在企业家眼中，生命健康产业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也非常引人瞩目，很多企业希望能够把资源综合起来，把产学研和市场结合起来。
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致力于服务生命科学领域研究，已进入中国30余年。其医疗事务副总裁迈克尔·诺兰认为，上述问题“首先最基本的就是合作”，大健康需要很多行业的共同合作，包括跨行业、跨专业的合作。“合作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思想和视野，从而帮助我们提升。
”迈克尔·诺兰说，“我们需要得到更多所需的信息，以及获得这些信息的基础设施，但我们还需要能够很好地掌控和应用这些信息的专业人士，以很好地为患者诊断选择最佳的治疗。‘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就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然而，就像所有的革新一样，大健康产业时代下的新技术要发展，还要面临“政策关”。汪建感触颇深：“这一任政府倡导把‘创新驱动’变成国家的主旋律，从总书记到总理，关键词就是‘创新’和‘改革’——这对我们而言其实是‘绿灯’。然而当我们想要向前走的时候，法律法规和监管却给我们亮了‘红灯’，当‘红灯’‘绿灯’同时亮着的时候，我们到底走还是不走？”
“实际上法律法规和标准的阻碍在创新领域也不是个案，因为知识在进步，科学在进步，但是法律法规和标准还是根据以前的认识拟定的，所以这些都需要突破。”胡祥认为，眼下的关键是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机制，能够更快地去更新落后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在这一点上，胡祥认为美国FDA做得很好。
他介绍说，2013年美国FDA为推动生物医疗整个产业的发展新开了三条绿色通道，能救命的新技术可以用很少的病例临床试验和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在临床上推广。
杰克·绍斯塔克以对病毒的防御为例，指出大健康事业需要前赴后继的投入，政策监管也应“因变而变”。“今天的很多病毒变化得非常快，如何去应对日益出现变异的病毒对我们的科研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包括FDA在内的很多监管部门也应认识到这一点。
”他说，“科研要跟着变，当然我们的立法也要跟着变，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确保出现变异病毒的时候，不会突然让大家手足无措，使我们大受影响甚至丢掉生命。”“这是值得我国思考和学习的，如果没有好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技术的发展也将寸步难行。”胡祥说，即使是为了让整个产业更规范的严格的监管，也应该有，让大家“知道方向在哪儿”。
汪建认为，目前困难不仅仅来自于政策监管，还有生物医药界同行间的恶性竞争和排斥。
“这些年我们的成果得到了全球和中国政治家和中国投资界，乃至中国企业家的认可，却很少得到中国同行的认可，他们把我们当作反叛、麻烦制造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此外，胡祥还提出，公众的观念对技术的进步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科学的角度看转基因是好事情，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公众由于不了解把这个事情变得很艰难。”他说，“创新更多需要社会和公众的理解和包容，没有这种理解和包容，创新也是非常难做的。”
据约翰·韦瑟雷尔介绍，美国政府在支持生命健康技术的发展上，通过了一些新的法案，支持大学等机构在新技术上的研发，同时也鼓励企业家从经济上支持这些机构。而对于新技术，政府也加快了审批步伐，比如一批新技术只要得到美国FDA的许可证，就可以应用到临床上。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监管不严格。约翰·韦瑟雷尔说，美国整个监管体系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新的治疗方案和药物推出之前的测试，往往也会有很长时间。
“因此建议政府在面对新药的推出和申请专利时，可以给予3个月到半年时间的通过，然后在有代表性的病例上进行测试——当然测试应在政府监管范畴之下保障病人的合法权益，然后据此判断该方案或药物是不是根本上的创新。”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采用现有的技术，如何在临床上有更好的机制。”迈克尔·诺兰认为，目前美国已经走过了传统初期的步骤，而中国需要进展快一点，可以“更加快速的飞跃”。
“30年前生命科学正式开创的时候，研究水平是比较低的，以我个人的经验，要开发一种新药和新的技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需要数年乃至几代人的努力。而今天我们看到有些公司确实希望用短期时间，很快发表出新的结果。”伯纳德·罗兹曼说，“我们相信新药开发需要一段时间，不过技术上更大的投入相信可以加快从研究到最后的转化。”
“从我们的历史经验来看，科学进步会解决很多问题。
”胡祥认为，科学的进步会越来越快，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基因测序就是一个例子，今天只要一台机器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完成，就像我们的手机，小小一块就拥有很高性能，如果在电子管时代，我们要用整栋建筑都装不下的原材料才能制造。”胡祥说，“我们要对几万的基因贴上标签，了解功能，知道细胞如何分化，把所有疑问都弄清楚以后，很多困扰我们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汪建主张在合法范围内作尝试，比如他提出先从华大基因员工自己做起预防出生缺陷，预防肿瘤。
此外，“定制化医疗是未来的趋势，特别是基因这方面，基因化的治疗更适合定制化医疗，所以很多今天存在的问题未来都会通过技术解决掉，而且在诊断和治疗方面，某种药是否能够在某个特定病人身上取得很好的疗效，需要去认真测试。”伯纳德·罗兹曼认为，未来只需要“很好地看看某位患者在使用某种药物时候有什么样的反应”，这需要医疗界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