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紧急联络人，顾名思义，是在医疗过程中出现紧急情况需要急救时可以联系的人。一般的住院病人都会被要求填写。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紧急联络人是做什么的，因此填写的也五花八门。大多数写的是自己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当病人出现意外情况需要进行抢救时而自己不能指示医生时，病人会寄希望于医生联系紧急联络人。
但往往结果有这么几种：电话不通或者无人接听；紧急联络人表示自己无法进行医疗决策需要和他人商量；或者紧急联络人表示不知道怎么决策，也没给出任何指示。这些会导致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紧急联络人成了摆设，根本起不到紧急的作用。
但是实际上许多国家医疗系统里有一套方案专门应对这个问题，那就是预立医疗指示。这是指患者在自己仍具清醒意识及决定能力时, 为其将来可能失去决定能力的情况下的医疗处置预做规划, 其核心是当个人处于临终状态时是否接受心肺复苏术。换句话说：这是给医生的一份授权书，当自己患上不治之症并陷入昏迷状态时，医生可以根据这份指示，不采取任何延长生命的医疗措施。
底特律亨利福特（Henry Ford）医院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超过95%的急诊患者误以为他们的紧急联系人就是指定的临终关怀医疗决策者。该研究于9月10在蒙特利尔召开的第20届国际姑息治疗大会上公布。作为该研究者之一，亨利福特医院急诊医学和姑息治疗内科医生伊林·齐姆尼（Erin Zimny）将这一误解归咎于卫生保健工作者在询问患者的紧急联系信息时，未解释这些信息的确切含义。
齐姆尼医生说：“结果，卫生保健工作者的这种做法会使得患者更加认为紧急联系人比预立医疗指示时的医疗决策者更为重要。”
“当患者出现呼吸窘迫或心力衰竭时，由于身体过于虚弱而无法告诉医生他们希望医生怎么做。然而当你去查询他们的医疗记录却经常会发现档案空空如也。” 齐姆尼医生说：“因此，我们最终只好采取最为激进的治疗方式。”
1991年，《患者自决法案》的颁布用以保护患者免除不必要的痛苦、家庭困难和不合理无限制的资源占用，并要求医院告知每个患者他们拥有选择自然死亡的权利。尽管预立医疗指示对所有成年人在临终关怀阶段选择怎样的处理方式十分重要，然而完成预立医疗指示的比例却很低。
2013年发表于《美国公共健康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尽管超过60%的18岁及以上成年人希望自己临终选择得到尊重，但这些人之中仅有三分之一完成了预立医疗指示。
亨利福特医院的研究人员试图确定紧急联系人和预立医疗指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尽管健康服务行业尚未对“紧急联系人”作普遍的定义，当患者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到卫生保健体系，他们总被反复问及紧急联系人信息。该研究对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期间在底特律亨利福特医院急诊科诊疗的308名患者进行了调查，其中34名患者有预立医疗指示，但他们之中仅有一半向初级护理医师提供了原件副本。
调查结果显示：99%的患者称紧急联系人能在他们有需要时需赶到医院。97%的患者称当病重无法告知家庭成员时，他希望通过紧急联系人来告知自己的重要家庭成员。97%的患者称在自己病情严重到无法说话时，他们的紧急联系人应知道他们需要得到怎样关怀。95%的患者希望在自己无法亲自沟通时，他们的紧急联系人能够告诉医疗团队他们所期待的处理方式。
当他们被问及选择紧急联系人的理由时：80%的患者称紧急联系人是他们取得联系的最佳途径。43%的患者称紧急联系人就是他们指定的医疗决策者。
齐姆尼医生表示健康素养是造成预立医疗指示执行率低的一个原因，而它在本研究中却未能发挥作用。“目前正在使用的紧急联络人这个医学词汇已经过时了，”她认为，“我们应不断询问并教导患者，使其知道预立医疗指示的重要性，而不是寄希望于那些可能会放你鸽子的紧急联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