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在饶毅眼里是孩童的乐园，他不受约束的心性能够在这个世界里做充分探寻。今年7月21日，饶毅和清华大学教授鲁白、美国科学院院士谢宇一起，主编微信公众号“赛先生”，引起不小反响。他们希望倡导年轻人与科学同行，让科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013年底，杨振宁在和饶毅、施一公、王晓东、鲁白等国际科学界领先的生物学家探讨问题时提到，美国最成功的物理学家绝大多数都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君子作风。
他们的个性非常有攻击性，奉行“逢战必赢”，杨振宁不知道生物学界是否如此。在饶毅、施一公、王晓东、鲁白这几位先后全职回国的生物学家看来，他们回国后的做人和科学成就，是一个带着强烈国情烙印的事情。在美国，当面表达不同意见并不是一种冒犯，但在中国就变得微妙。
而这里又以饶毅引起的争议话题最多：他和施一公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中国科研制度；2011年他落选中科院院士后表示永不参选；担任北京大学生科院院长时，他推进制度改革，制度建成后他主动卸任。有人把饶毅比喻成“皇帝新衣”中的小孩，天性乐观而率真，并不在乎成人世界的不满和质疑。
饶毅总是笑眯眯的，他的话有时候容易惹怒别人，他却毫不在意，“如果我也一起和稀泥，那把我从海外引进还有什么意义？”说起自己做的研究，饶毅最喜欢用的词是“好玩”。科学在他眼里是孩童的乐园，他不受约束的心性能够在这个世界里做充分探寻。他试图去抓住生物界的大问题，做原创性发现，虽然这条道路更为崎岖和孤独。如果说在饶毅身上做人和科学成就有什么关系的话，或许是一致体现了他最看重的两个特质：真实、有乐趣。
今年7月21日，饶毅和清华大学教授鲁白、美国科学院院士谢宇一起，主编微信公众号“赛先生”，引起不小反响。从1995年起就写科学文化文章的饶毅在发刊词中问：95年前“五四”运动中“赛先生”与“德先生”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如今，赛先生在中国还是客人吗？微信号“赛先生”发起的讨论包括：中国有没有科学传统、科学研究是否后继乏人，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吗，美国是正在衰落的科学帝国吗？
他们希望倡导年轻人与科学同行，让科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饶毅个人特立独行的言论使公众关注这位科学家。就在两个月前，饶毅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也叫“2011计划”）的评审委员，毫不客气地质疑被评审对象：“作为西医手外科医生，你怎么领头中医慢性病项目？”他又对参评的另一组说：“如果今年通过了，希望你们考虑能否改一个小问题，选拔一位年富力强者代替官先生做主任。
可能你们误认为院士很重要，其实委员会并不迷信院士。”饶毅并不在意自己的评论被传播，他觉得只要自己说的话有依据，就站得住脚。
饶毅的“大嘴”风格，使得一些科学家在没和他接触以前，印象不太好。但了解后，他们会告诉你饶毅是一个极为平和和透明的人，他当面对人做了何种评价，背后说起来也是一样。很多人当面和公开不说，背后的说法比饶毅的说法要尖锐多了。他会说一些不识趣的真话。
清华大学生物学家施一公特意写了一篇《饶毅其人其事》，讲述自己刚开始对爱发动华裔科学家活动的饶毅印象不佳，后来逐渐被他“管闲事”的热忱打动，再到两人决定共同为祖国做点什么，最后放弃了在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
饶毅在2007年9月正式辞去美国西北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职位、成为北京大学首位全球招聘的学院院长。
饶毅回国前，北大给他两年的时间逐步关闭在国外的实验室，而他把自己在美国的研究经费转给系里其他教授，并提前安排好实验室人员的出路，两个月就关闭了美国的实验室。他和施一公两人不仅回国了，还放弃了美国国籍，在美国的华人中引起了反响。一些科学家评论说，这是多年不见的在国际上走在科学界前端、又在壮年阶段全时回国的两位讲席教授。
饶毅和施一公在中国发展得怎么样，他们的科研水平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对于在观望中的华裔科学家和中国留学生们，有着不小的典型意义。
今年8月，在北京大学生科院的校友室向本刊谈起放弃美国国籍的经过，饶毅轻松地说：“我不喜欢小布什，他的政策太霸道了。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可以发动战争，可以颠倒黑白。30年前我们这批留学生去美国的时候，一般很崇尚西方世界的先进，很想探寻科学真理，了解强国之道。
但当我在理性上能以所谓主流社会的美国人角度想问题之后，感性的归属感发生了问题。”饶毅认为，美国社会一些重大问题有死角，因为社会体系构成难以改变。再看中国的问题比美国多，可是能改变的也非常多。“虽然小布什不会在乎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放弃美国身份，但我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自己高兴就够了。”
放弃美国国籍和获得我国公安部发的正式恢复国籍证明都简单，而办理中国户口和身份证麻烦多了。饶毅当年以学生身份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出国，回国后为了办户口，需要先去上海，上海把他的集体户口只能退回江西，最后算重新和父母一户，才办下来。
饶毅和施一公回国来既想继续做科研，也想带领生科院管理制度的变革。而制度变化必然会触动旧体制下的人。
在实验室交接制度方面，饶毅打破了北大原有的“大教授培养小教授”的模式，要在全球范围内“海选”合格的实验室接班人，既能提高科研水平，又避免派系关系。饶毅发现，只有个别教授在博客上抱怨，大多数教授都同意和支持改革人才引进和评审模式。饶毅坚持，国内科研单位即使为了找到优秀的海外人才，也不能贱卖职称。在国外读博士后的人才，在发达国家需要经过十来年的漫长努力才能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正教授。
但中国很多生物的研究机构为了“抢”人才，海外博士后回来就直接给正教授，饶毅在生科院停止了这种模式，“北大很肯定也很支持这些制度变革，今年更多学院也改变了”。
当饶毅认为体制建立了、维持也不会有问题后，他于2012年主动提出辞去院长职务再继任也通过正式招聘找到后于2013年卸任，继续留在北大生科院当教授。饶毅说：“做院长建设体制，就是为了教授能做好工作，我做教授是否喜欢这个环境，是检验制度是否真正好的方式。”
在学生们看来，饶毅不太像个院长，而是一个平时衣着并不讲究的、喜欢开玩笑的老师。
2007年回国后，饶毅9岁半的儿子在北大附小读书，每天早晨饶毅从当时在蓝旗营租住的公寓出发，走路送儿子上学。2011年搬家后，饶毅由走路变成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上下班。在生科院的板报上，学生用特殊的方式表达对饶毅的情感：“搭公交车上班很辛苦，我觉得您不如直接搞个滑板到北大呢。”饶毅的博士生张翼告诉我们说，饶毅顾家的特点也非常明显。早年饶毅没全职回国时，他每次回国，时间都放在实验室。
待到他全职回国了，带着小儿子，还有父母一起生活。他很在乎陪家人吃饭，有时国外“大牛”科学家来了，他就把人家带到家里吃饭，学生们也经常去他家吃饭。
饶毅穿长衫、拿着稿子和学生一起在2009年元旦晚会上说相声的场景，也让学生印象深刻。他的想法是：当学生们在学术会议上怯场了，或者面对国际学者害羞了，就想想饶毅都敢上台拿了稿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念水平不高的相声，就不用紧张了。
饶毅喜欢给学生上课，他和哲学系的吴国盛老师一起，请杨振宁、姚期智、张首晟等科学家给北大本科生讲“科学是什么”通选课。他和龙漫远教授给“大一”生物新生开“生物学思想与概念”课程，从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入手，介绍经典的实验和文章，介绍相关领域的发展，让刚进学校的新生体会到生物学的美妙。饶毅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学术关系，给北大生科院本科生提供去美国顶级实验室做实验的机会。
学生开玩笑说，“对方实验室又得出钱，又得花精力指导我们的学生，他们认识饶毅只能自认倒霉了”。饶毅说，他没有想到这些教学对自己的科研也有启发，“当我整理历史上生物学的经典研究后，发现一些研究理念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很难往前推进。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技术变化很大，有些研究是不是可以重新再做下去呢？”
饶毅开课，是把他多年的阅读兴趣总结了出来。鲁白说，饶毅对科学问题非常敏感，对科学史和最新的科研成果一直非常关注，积累很深。所以在很多重要科研的社交场合，他提到某个科学家对某个领域的贡献，在一个领域谁是开创性发现者，谁才是决定性的贡献者，很被认同。“饶毅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花了很多心思了解不同科研领域的历史、科学家、这个领域的科学发展历程。”
2011年因为表示永不参选中科院院士，饶毅的举动受到公众广泛关注。而和饶毅相处较多的朋友和学生，对他的言论却并不意外。公众看到博客和媒体上的饶毅非常活跃，喜欢批评社会问题，一些人质疑这位科学家太爱说话，不知道到底做了哪些实际工作。院士韩启德对饶毅熟悉后，评价他：“饶毅的‘说’就是‘做’。
”而十几年前回国的北大生科院教授邓宏魁说：“饶毅在任的时候，我没给他写过E-mail，他卸任之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不知道他看了没有。我觉得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下，要想创造一个好的科研环境，需要领导者有长远的眼光，让教授能够在宽松公平的环境中，沉下心来做科研，饶毅做到了这点。人家说饶毅说得多，要我说，他是说得多做得也多。”
美国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骆利群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提到，饶毅通过有影响力的博客与整个社会形成了有效的沟通，他的博客涉及科学、科研方法、科学家的正直，这些给中国的科研和教育机构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施一公称饶毅是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饶毅的“喜欢说”挺符合他的一贯性格，生活中饶毅喜欢开各种玩笑。
饶毅30多年前在江西医学院的同学樊华轩向我们回忆说，饶毅就是这么一个人，有一次上课他身边的同学睡着了，饶毅就大声打呼噜，把老师和同学的目光都吸引了。“去年我们老同学聚会的时候，感觉他还是一个快乐的老顽童，总是非常幽默地开玩笑，一点没变。
”饶毅的一位学生给我们解释说，有个美国同事家后院的树倒下来砸了房子，饶毅脱口而出，“Oh, you got a new decoration!（喔，你家房子有了新的装饰）”。这是饶毅式的幽默，大家在他的场景里会哈哈一乐。但一些言语当他对公众说了，一些人就会从里边找问题了，比如“他怎么这么没同情心，树砸了房子还开玩笑？”熟悉饶毅的学生说，“这样可真是把他的话过度解读了。
”而饶毅对公众的负面评价好像有种天然的免疫力，下次还是照样这样说话。
饶毅做人的心无城府，给他本科同学印象也深刻。樊华轩说，他自己是“老三届”，1978年考上大学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比饶毅大14岁。当饶毅谈起社会问题时，樊华轩惊讶地发现这个“小同学”观察和思考能力很成熟。可是为人处世方面，却像小孩子般直接，他认为对的观点，会坚持，不会因为要照顾对方的面子，而改变想法。
那时同学们在寝室里背大部头医书，饶毅最讨厌死记硬背的东西，总是一个人去图书馆看外文期刊，“大家觉得这个人太另类了，也很有创新精神”。曾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任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的鲁白，与饶毅是在上海读研究生时期的室友。在鲁白印象中，饶毅性格中一点没有中国人所谓的“韬略”，他不在意这些东西。鲁白说，“中国味”过浓的科学家，在国际学术界的同行交流之间，反而容易有障碍。
不少中国人的特点是，开会时不表态，不争取，会议完了私下一堆抱怨。这样性格的人到了美国，当众有机会他们也不去争取，过后生闷气。但饶毅有什么说什么。比如2005年，饶毅写了一封长信给美国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ASBMB），提醒他们：在ASBMB长达100多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亚裔的领导，其主办的学术刊物的编委也缺乏亚裔。
施一公认为，很快Duke大学的王小凡教授作为华裔教授的杰出代表受聘JBC（《生物化学杂志》）副主编，也成为JBC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副主编，应该与饶毅的呼吁不无关系。饶毅也写信给拥有3万多名会员的美国神经科学会，指出该学会的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位置，没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教授。结果该会在当年的理事会上紧急增补了NIH的鲁白进入遴选委员会。
鲁白说，一般人看来饶毅人生道路比较顺，16岁读大学，拿到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研究成果也出得好，可能这也是他一直保持着直率和乐观天性的原因。“饶毅的性格很开放，没有拐弯抹角，这些特点其实和美国人很像，所以美国不是改变了饶毅，而是让他原来直率的个性得到更多发展。
”现在向我们讲起这些事，饶毅说他当时提出意见后，老外教授们很认同，可是不少华人教授害怕，给他打电话，“‘饶毅啊，你不要反映问题了，人家给我们这么好的科研条件，给我们不错待遇，你还闹什么啊，’那时候我们都入了美国籍，我对他们说：我们现在是美国的主人，你们为什么老把自己当客人？”饶毅说，“当我在美国反客为主后，生活条件比学生时期好，有更多时间思考社会问题。
我在美国待下去，科研条件是很好，但我除了做科研和为少数族裔争取利益，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很少。我觉得为少数族裔维权的事情太狭隘，我想回国做更多的事情。”
饶毅是一个不抗拒媒体的科学家，但是他对媒体说的都是科技、教育的社会方面问题，对于自己的科研反而很少提及。饶毅说，他回国做了6年生科院的院长，这期间他想的是怎么建立科学界的公正，怎么创造好的科研环境，改变大家的意识，从而惠及更多的人。
而科研是他的私事，只有少数专家感兴趣和可以交流，不是很大众化的事情。6年下来，北大生科院的科研条件更好了，饶毅笑称自己的实验室是院里最破的。当我们问及饶毅的科研，他只愿做简单的讲述，“自己评价自己的研究，很没有说服力啊。”我们希望饶毅推荐他领域内的专家来评价，饶毅觉得也不合适，“我推荐的人会有选择性，你们可以从更客观的角度去了解。”2011年，饶毅在中科院院士评选中，首轮就被淘汰。
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科所所长王晓东平时是个对媒体非常低调的人，饶毅宣布永不参评后，王晓东首次向媒体表达了他的态度，王晓东和饶毅同在1985年到美国留学，学的都是生命科学。“我从90年代初期开始关注饶毅，之后一直保持密切的工作交往，对他的为人治学非常了解。”王晓东说，在美国留学、工作期间，饶毅分别在《科学》、《自然》、《细胞》这三大杂志上发表论文10篇，在神经发育分子机理研究上做出了突破性贡献。
在今年6月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上，院士终身制正式被打破。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科学家说，饶毅当时的姿态看起来激进，但确实将院士制度变成了一个公众话题。今天院士制度的变革，与他这样打破常规的科学家的推动，是有一定关系的。不过，饶毅却不认为他对于推动院士体制改革有兴趣，他认为目前问题不在体制而在文化。
饶毅在美国的科研，主要研究神经发育分子机理。
神经生物学家鲁白告诉本刊，1999年，饶毅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使他在美国科学界跻身一流科学家行列。神经细胞（也叫神经元）用以输出信号的轴突（纤维）很长，在脑的发育过程中，纤维是按严格路线生长的。神经纤维为什么能如此精确地有方向生长，所谓“轴突导向”是发育神经生物学中的一大难题。
90年代初，旧金山加州大学的年轻教授Marc Tessier-Lavigne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Corey Goodman先后发现了两组轴突调控蛋白，能帮助解答到底是什么在决定神经轴突的生长，他们两家实验室那时几乎主导整个领域。
Tessier-Lavigne在1994年成为公认的科学明星（现为产生最多诺贝尔医学奖的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Goodman则是功成名就的大师，很年轻时就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了，论年龄是饶毅的老师辈。饶毅比Tessier-Lavigne还年轻五六岁，所以是对方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对手。这三个实验室同一时间发现了轴突导向的排斥性分子Slit，而饶毅实验室是出其不意的新方向。
这一年在《细胞》杂志上，饶毅与这两位著名科学家在同一期发表三篇论文，报告Slit对轴突方向的调控，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其后饶毅实验室有一系列独特的发现。
2002年，饶毅实验室在《自然》发表Slit还控制白细胞的迁移，以后再发现以前认为影响白细胞迁移的分子也指导神经细胞的运动。还发现Slit控制血管内皮细胞、癌症细胞的迁移。
从而提出神经细胞与其他体细胞的运动在分子水平有普遍适用的机理，也从新的角度提示控制炎症发生和肿瘤转移的新方法。Slit是细胞外作用的排斥性分子，Netrin是细胞外作用的吸引性分子，饶毅实验室发现了一系列参与介导它们作用的细胞内分子。饶毅对理解这些分子的信号转导通路也做出了领先的发现。
2005年，饶毅带领在中国的学生蒋辉等三位在《细胞》发表论文，这是该刊自1980年发表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文章后，25年来第一篇全部在中国国内做出来的研究论文。饶毅说，“蒋辉做了很多实验，为了这篇文章，他和我之间发了1000多封E-mail”。这项研究探讨为什么神经元既有一根长的轴突，又有多根短的树突。
鲁白说，该发现不能算是揭示调控神经元极性化的分子机制的首创，但饶毅实验室的该项工作发现了一条控制轴突/树突差别的信号通路，因此被认为是发育神经生物学中一项重要发现。
饶毅第一次在国际科学界脱颖而出，距离他到美国留学14年了。1985年，饶毅到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旧金山分校（UCSF）念研究生，这里是美国生物医学最好的研究生训练场所之一。
在这里，饶毅碰到了一些非常好的教课老师，比如Bruce Alberts是细胞生物学世界权威教科书《细胞的分子生物学》的主要作者，他后来出任了美国科学院院长。诺贝尔奖得主Bishop也是授课老师，还有遗传学家Ira Herskowitz。饶毅说，可是自认为英语很好的他，头三个月听课有些吃力。当年神经生物班只有4人，同学中本科有哈佛、普林斯顿的，竞争力很强，只有他是江西医学院。
有时几个系的同学同时选修课程，有位外系的台湾同学上课带录音机，饶毅虽觉得这个办法好，但心里好强，坚持没用。饶毅对我们说，他们有一门课是8个人，“有个比我高年级的中国学生说，你争取不要变成第八名！这其实是中国学生在美国顶级学校的普遍处境吧”。好在他第一学期下来成绩基本是A，不过当时焦急的心情，他现在还记忆犹新，当然哈佛的那位美国同学是A+。
饶毅在去美国前，听到的都是中国学生在那里如何优秀的说法。
似乎美国学生学习不用功，能力也不突出。可是饶毅觉得他的体会非常不同。“我后来分析，有学科的差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多数留学生并没有进美国顶级学校，或没进入最强的专业，直到现在，美国一些很好的专业，中国学生还是很少。所以觉得竞争不是特别激烈，再加上中国人喜欢报喜不报忧，只把好消息传回国了，困难没有传回国。这是说学业困难，不是说文科学生缺奖学金的生活困难。
”饶毅“说真话”的劲儿，在他第一次和杨振宁“说得上话”时，也一样。饶毅说，他在国内做理工科学生时，一直在流传杨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中国学生理论行，实验差。”饶毅当时问杨振宁，是不是物理领域的学生是这样，而他怎么觉得学生物的中国人是实验行、理论差呢。杨先生解释说，他自己是理论好、实验差，物理学的华人也一般是实验强、理论弱。饶毅琢磨还有时代的差别。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中国很多理工科学生一下子成为国外实验室的劳力，而在基础理论上有创见的很少。
饶毅说他自己不擅长做实验，“这就像炒菜一样，好像有种天分在里边。我也试图每一步都很小心地做实验，看到别人做实验特别快，风风火火，我还怨人家不细心。结果人家实验比我做得好”。不擅长做实验的饶毅，觉得自己思考理论问题比较轻松。饶毅说，他和一般中国学生有很大的不同，他喜欢提问，不像应试教育下的刻板学生。
他原来在上海时爱提问，到了美国也爱提问，这个特点和他在国内读研究生时，老是在外国教授的讲座后提问也有关系。
与饶毅同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研的鲁白说，他和饶毅住同一寝室，那时两人都非常明确要去美国做科研。他们那一代有些理科生对科学特别有热情，深受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激励，还有一套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给他们的影响也很大。
他们觉得科学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西方科学走在前沿，有很多东西找到了答案。“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来探索文明、解答中国能否兴起的疑惑。那种心情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洋的学生很像，认为探索科学是实现理想的一种方式。”可是饶毅他们的老师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的，英语好的不是很多，饶毅、鲁白常找年龄上隔代的科学家交流，比如30年代留学回国的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
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外文期刊不多，他俩就跑到两条马路之外的岳阳路320号的中国科学院去看原版的《自然》、《科学》。饶毅向我们感慨：“如果当时的老师里边有10%读现期英文期刊，我俩就得排大队才能轮上，但每次我们去看基本没碰到竞争的问题。”中科院开始有外国教授来演讲，有时候翻译会出错，坐在前排的老师们也不太听得明白。老外教授讲完后，习惯给听众留提问时间，可是提问的人很少。
这时候爱提问的饶毅和鲁白就派上用场了，鲁白说，他俩也未必都能听懂，因为他俩参加的讲座范围特别广，中科院细胞所、生化所、脑研究所的都去听。但提问的习惯，不断推动他们去查资料、思考问题。饶毅说，读研时听说有好的外国教授来上海讲座或是访问，哪怕搭公交车穿越大半个上海他们也赶去。
“后来中科院不少教授好奇，这是哪儿来的两小子，有人因此很喜欢我们、有人那时就开始嫉恨我们，在10年20年后，都反过来影响我们，正面和负面都有，这就取决于比我们大20岁的人如何看待年轻人的发展，是欢喜，还是仇恨。”饶毅说，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研究所所长吴建屏对他们很喜欢，以后和他们一道改革也就很愉快。
为了有更好的学习氛围，饶毅说他和鲁白等经常讨论文献，组织了也许是中国第一个学生的文献讨论会（Journal Club）。鲁白记得，他们有时候自己做英文演讲，这样能克服用英文探讨问题的恐惧。有时候他们请中科院的中青年“海归”来讲课，“比如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院士、神经药理学家邹岗，还有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洪国藩等，他们对我们年轻学生非常支持”。
这个活跃的小组给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生办公室的印象也很深，他们称饶毅和鲁白搞起了“自费留学司令部”，因为要留学的同学会咨询他们一些问题，但他们从来不觉得目的是出国，而是学术追求。
1985年，饶毅和鲁白如愿进入美国的高等学府。这时饶毅想研究神经生物学的目标很明确。饶毅认为，读文献有助于他最后决定研究方向，比如基因克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每周都有报道，饶毅觉得非常兴奋。
给饶毅写留学推荐信的，是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和时任中科院副院长、也是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冯德培。有意思的是，饶毅并不想进这两位美国院士的实验室，他说，“他们有的年纪太大，科研工作不活跃；有的过了科研高峰期，我要寻找更好的”。有准备的饶毅在大学期间用留声机来锻炼听力，利用大学的一个暑假把听力练完，以后每天晚上再听半个小时“美国之音”，又通过读英文小说、专业文献提高阅读水平。
所以现在饶毅招研究生时，遇到学生不知道自己想研究什么，他会纳闷，“我们那时候条件差多了，但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
在读研期间，当周围大多数学生还不知道什么是研究时，饶毅和鲁白就在探讨怎么能做到：一学会欣赏好的科研，二得有批判精神，大师的发现也是可能出错的。这些都帮助他们训练了自己的科研思维。鲁白介绍肯德尔（Eric Kandel）研究学习记忆的机理，饶毅介绍分子生物学如何用到神经生物学，都是当时很前沿的研究。可能没几个人能想象到当时连《自然》原版都没有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有与国际科学前沿如此接近的学生。
家庭影响使得饶毅在科研上起步早于多数同龄人。饶毅的父亲饶纬华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研究生，母亲的七兄妹都上过大学。饶毅的童年时期，父亲从上海顶尖的医学院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并和“赤脚医生”一起工作，“这应该是他并不愉快的经历”。但是饶毅记忆中父亲回到南昌后几乎永远在看书，江西的夏天非常热，那时候也没有电风扇，孩子们每次睡觉前父亲都在读书、看外文期刊。
饶毅的父亲一直关心西方科学界的前沿工作，所以只要有机会就想办法借外文科研期刊看，父亲也告诉他英语学好很重要，饶纬华很多年来不仅做医生，也一直努力争取机会做研究。“我的专注力和勤奋不如我父亲，只是我碰上了好年代。”饶毅兄弟三人后来都成为知识分子。
饶毅回想起父亲的身教很感慨，他从来没有手把手教饶毅怎样学习，但是那些个深夜里读书的背影给饶毅印象特别深，“70年代是一个读书无用的年代，看再多的书在现实世界中都是没有回报的，看不到多少希望，但他就是那样孜孜不倦，我读文献应该是他的潜移默化”。
1977年重新恢复高考后，饶毅父亲的心里一定是激动的，可是饶毅哥哥受到“文革”时期的影响，70年代初期中学毕业坚持不留校当老师，非要下农村。
饶纬华远赴外地劝阻了大儿子，可是大儿子为此和他冷战好几年。恢复高考后，用饶毅的话说，“父亲恐怕不敢请我哥参加高考”。饶毅遇上了好时候，但因为一道数学高考题没解出来，情绪受到影响，只能读江西医学院。“同学、老师和家人都知道这不是我的正常水平，我读‘大一’时心情非常悲壮，第二学期离开南昌偷偷去樟树中学补习，准备再参加一次高考。可是这不符合当时规定，有人威胁我父母要举报，他们就让我放弃了重新高考的想法。
”大学教育让饶毅不认同。“当时读医学成天背大部头医书，这和我们整个50年代的教育理念相关，用苏联的那套教育方法，让学生快速地背诵东西，按部就班进行一些职业培训，毕业后马上能投入这个职业。不过这也阴差阳错让我把该学的东西都学了。”饶毅喜欢创造性的东西，不认为学习就是遵循已有的学科规则，他想做超越职业训练的更高的东西，“那就是基础科学的研究”。
大学室友樊华轩记得，1982年，他和同学温容想做一个组胺受体实验，但是找不到组胺标准品，非常着急。饶毅很有办法，他写信联系英国一家公司的研究所，对方很快邮寄了一些标准品。“我们顺利拿到并且做了实验。当时改革开放没有几年，饶毅就已经很有开放的意识了，他天天看外文的期刊，知道组胺标准品是那里提出的，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后来我们那篇论文发在了《中国药理学报》上，本来也想发到英国一家学术期刊上，饶毅负责文章的翻译，文章后来没有发表，但对方觉得我们的实验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但是当时饶毅的英文能力已经很强了。”饶毅和樊华轩在南昌写过几篇文献综述，分别发表在《上海免疫学杂志》和《国外医学生理病理学分册》上。
大学里的饶毅慢慢感受到科研的吸引力。饶毅说，他认为科学的内核是科学发现能带来智力的愉悦，也有美的感受，激动人心。鲁白也说，其实做科学家是很有趣的，政府给你出钱，让你“玩”，你如同每天在听音乐，每天在看电影一样，哪有什么不开心的。
科学家中的“狐狸”和“刺猬”什么样的研究才是好研究，科研者要不要一开始就追寻大问题？鲁白说，好的研究工作大概可以分好几类。
假如说一个非常经典的学科如组织胚胎学，它已经不能再有很大进展时，突然你有一个重大突破，这样的科研就很不错。再比如说胆固醇，胆固醇一般被认为是坏东西，一个人的胆固醇要控制不能太高，因为它要造成心血管系统的疾病。但如果一个科学家突然发现胆固醇的另一个生理功效，那就很了不起。
事实上，确实有科学家在1999～2001年中，连续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文章，认为胆固醇可以促进脑神经细胞突触的形成，这就给胆固醇在生理功能的认识带来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再比如，教科书已经建立一个理论体系，你要能够打破它，证明是错的，就很了不起。而年轻的科研者不要先做小问题，以确保通过终身教授的评审，然后再做大问题。很多大科学家的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年轻时做出来的。年轻人应该勇于瞄准解决大问题。
不同科学家做学问的风格也不同，有的科学家是顺着一条路埋头苦干型的，在这条路上要走好些年。另一种科学家的实验室则是同时尝试好几个项目，三个月没进展就换一批项目，一旦发现有价值的方向，再集中力量很快攻下来。“刺猬型”的科学家只关注本领域的事情，“狐狸型”的科学家则涉猎广泛。饶毅的特点是涉及的科学领域很广，不仅范围多，而且不少了解得比较深。
所以他容易发现“好玩”的东西，他希望在宽广的视野里有简约的普世性的科学发现。可是这也意味着他要面临更大的前路上的不确定性。
鲁白说，外人或许不知道，科学家也常有“中年危机”，即在功成名就后面临转型的问题。在某个领域工作很久后，继续做下去会很容易，因为这个领域的历史、技术、人脉资源都很熟悉。但这时候往往会缺乏冲动，不够有激情。有不少人就会发生困惑：难道我一辈子就要这样下去吗？
可是真正有勇气否定过去重新开拓的人，并不多。饶毅从1986至2004年，只研究神经发育，从2004年开始他研究行为的分子机理，有相当的跨度。而他实验室用过的动物，从果蝇、蛙、鸡、老鼠，到近年已经开始用猴和人，这样的跨度可能是绝无仅有。饶毅的博士后刘琰说，科学研究也像采矿一样，有的矿曾经很富饶，可是现在开采得差不多了，这时候科学家有没有勇气再去开一个新矿？
“科学家都在拼命找重要问题，饶毅实验室的特点是领先性，别人没注意到的东西我们已经开始做了，我觉得我们是靠前瞻性活着。”饶毅说起他转领域的动机，就一个词：“好玩”。他觉得自己从来都是兴趣驱动型的，如果有新的吸引他兴趣的科研，在判断有重要价值后，他就投入了进去。“我们现在研究特定的行为有哪些分子、哪些基因、哪些神经细胞参与。
我们挑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东西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研究，研究过果蝇、老鼠，最近还研究人的心理。”在生物学以前的历史中，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在生物个体内部进行的，比如肝脏是怎么工作的，脑怎样调控心脏，甚至脑中哪一部位参与个体的学习记忆、逻辑思维，等等。而社会行为则要研究生物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竞争、侵略性、友谊、同情心、求偶、性取向，等等。
这个领域近百年来在现象上的研究很多，而机理的研究进展少，对社会行为的神经环路和分子机制的了解极少。而饶毅经过几年努力，发表了几篇有影响的论文。
2011年饶毅实验室在《自然》发表的论文，研究的是性偏好的问题，这项工作揭示了鼠脑内5HT分子和5HT能神经元在中枢神经调控性偏好的作用。这是生物学第一次在哺乳类发现了脑中控制性偏好的分子机制。
2013年，张莎莎、刘琰和饶毅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文章，证明5HT不仅对雌性重要，而且表现比雄性更为强烈。2011年和2012年，饶毅实验室对果蝇打架、求偶现象中的神经生物学分子机制做出一些研究成果，在《自然——神经科学》和《神经科学杂志》上发表。研究领域的转型非常耗时且极具挑战性。一个科学家能否扛得住外在压力，以及能否耐得住自己内心的煎熬，都会决定他在新领域能否走得下去。
就像饶毅不在乎舆论一样，他相信自己在做重要的事情和有趣的研究，对自己的判断不会轻易动摇。
对饶毅来说，在他领导的实验室里，他的特点是给学生的环境很宽松。饶毅的实验室表面上看没什么特别，但刘琰说，大伙研究范围很广，饶毅是根据学生兴趣让学生提出做什么研究，而不是任务指派型的。学生们有做果蝇、小鼠、鸟、猴子研究的，还有做人的研究，研究的具体行为有交配、攻击、睡眠、共情。
“这样做对老师挑战大，老师得知道范围很广的东西才行。”饶毅管理的实验室，某种程度上像沙滩边的乐园，有人喜欢用沙子搭城堡，有人喜环找贝壳，有人喜欢冲浪，看起来比较天马行空，但饶毅不受束缚的心性希望给学生充分的研究自由。“做一个项目，只要你不放弃他就不会放弃，饶毅对外人批评是很直接，他对学生的研究评论直截了当，但不太好意思批评学生一般的事情，不过也不怎么直接表扬学生。
”博士生张翼说，好的实验室是能研究出来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老师能够容忍异想天开挺重要的，重大的发现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