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大学教师的名片上，除了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内容外，还常常印有诸如“博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之类的称谓，很多人对此也习以为常。但实际上，这种司空见惯的做法背后有值得深思的问题。其实很多国外教授对我们这样的做法都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博导和硕导属于“岗位”，而并不是“身份”。我们的教授把它印在名片上，其实就是感觉这是自己只要获得就不会失去的私有身份。
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不久前，四川省教育厅、发改委和省财政厅联合制定了《关于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健全导师考核、评价、激励制度，建立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机制，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废除导师终身制，也就意味着研究生导师将由身份管理变为岗位管理，但这种转换有多难呢？
事实上，纵观目前国内出台的各种制度规定，研究生导师都不是一个“终身制”的职位，在实际工作中，各高校也都有专门针对研究生导师的聘用机制。然而，一旦聘上，除非出现重大违规违纪现象，这一称号通常将一直延续到这位老师退休，其间并无退出和中途考核机制。换言之，研究生导师资格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类似“终身制”的特殊权利。
根据记者对媒体历年来相关报道的统计，国内最早对此有所意识的高校是北京大学。
早在2000年，该校就开始试点实行博士优导师奖、博士差导师罚的制度，打破了“博士生导师”终身制。而最早对此有所表态的省份则是山东省。2004年底，山东省教育部门提出，要打破导师资格终身制，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建立动态的导师管理制度。此后，包括湖南省、贵州省在内的国内多个省份相继出台相关文件。同时，湖南大学、天津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也开始探索打破导师终身制的尝试。
以湖南大学为例，该校于2011年颁布《湖南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核办法》后的两年时间里，共有34名教师没有通过博导招生资格审查。
然而，符合潮流并不意味着就会一帆风顺。在《意见》下发之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张小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教育部此前也下发过类似文件，要求部属高校这样做，但目前为止尚未有动静。
张小元所说的“类似文件”，是指2013年7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该文件明确要求改变单独评定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做法，强化与招生培养紧密衔接的岗位意识，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然而实施一年以来，国内高校响应者寥寥，事实上，即使是之前出台相关文件的省份和高校，大多也已经没有了下文。
李明的这番话其实代表了很多人的担忧。张小元便坦言，类似的退出机制其实是一个“年审制度”，如果教师几年内不达到相应条件，就不具备导师资格，但导师带学生的周期一般为3年，且每个老师的年审时间可能不同，但学校招生周期是既定的。事实上，导师身份的变化并不仅仅关乎学生的培养，更牵扯到教师具体的福利待遇，乃至教师在高校内部的地位问题。
在研究生导师身份的问题上，胡弼成多次表示，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做法，取长补短。那么，国外高校是怎么做的呢？据介绍，国外高校并没有针对导师的专门聘用机制，而是与教授、副教授的资格相互绑定。如果一名教师具备了副教授以上资质，就自动具备带研究生资格。然而与此同时，校方也对老师有严格的考评体系，若该教授不达标，也可能不被聘用，自然也不能带学生了。
采访中，刘志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以我所在的山东大学为例，山大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学术大家，如童第周、沈从文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家的名字也会出现在其他高校的校史中，这固然有其自身学术地位的因素使然，但也说明了至少在上世纪，国内高校间教师的流动其实相当频繁，可现在呢？刘志业表示，目前国内高校间教师流动的不通畅，其实也是影响导师身份转变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高校间教师流动不畅的问题也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采访中，有学者便表示，这中间涉及高校人事制度问题、高校间沟通协调问题，乃至于社会宽容度和公众观念转变等问题。这是一件更为复杂的事情。对此，刘志业表示，研究生导师由身份管理变为岗位管理的过程，注定会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因为这中间所涉及的太多利益问题，再加之政策缺失。但至少相关部门已经开始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对此，我们既需要有信心，也需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