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医药到通俗文化，人们一直都对孕妇妊娠期的经历会如何影响后代非常感兴趣。而最近，表观遗传学研究再次掀起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热潮。表观遗传是指影响基因活动但不改变DNA序列的可遗传变化。表观遗传中的DNA修饰会影响儿童长大后患肥胖症和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或导致对压力的应对能力较差。
然而，媒体头条的常见做法是将这些研究结果简化为只与母亲相关，他们通常会采用这种标题，比如《母亲孕期饮食可以改变婴儿的DNA》（英国广播公司）、《祖母的经历会在你的基因上留下印迹》（探索频道）、《9/11事件中幸存的孕妇会将创伤传给后代》（卫报）等。而对于同样可以影响后代的父亲、家庭生活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人们的关注却较少。
健康与疾病发育起源（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DOHaD）理论，也叫都哈理论，是正在迅速发展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而子宫内环境对后代的长久影响正属于该领域的研究范畴。比如，一项研究表明，孕期患II型糖尿病的女性的后代中，45%的儿童会在二十几岁时患上糖尿病；而对生产后才患糖尿病的女性来说，这一比例仅为9%。
都哈理论在理想情况下，可以指导决策者制定利于父母和孩子的政策，然而对这一理论的夸大和过度简化，却会让母亲独自承担所有过错，甚至有可能提高对孕妇的监视和控制。作为都哈理论和科学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我们对此非常关注，并强烈要求其他研究者、新闻发言人和媒体记者能够考虑到，关于都哈理论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如果一个小孩儿看起来病怏怏的，人们总是会去责怪他们的母亲，批评她没尽到当妈妈的职责。
20世纪70年代，人们首次认识到，女性在孕期大量饮酒会导致胎儿患上胎儿酒精综合症（fetal alcohol syndrome，FAS）。1981年，美国卫生局局长建议，孕妇没有所谓安全饮酒量。从此孕期饮酒被妖魔化，甚至被认定为违法行为。酒吧和菜馆也被要求挂上“孕期饮酒会导致婴儿出生缺陷”的警告，许多没有过量饮酒的人也干脆在孕期滴酒不沾。然而这些努力却这并没有让胎儿酒精综合征的发生率下降。
虽然孕期过度饮酒的确可能伤害到胎儿，然而适度饮酒的危险性却被决策者们夸大了。最近一项来自“丹麦国家出生队列（Danish National Birth Cohort）”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研究没有发现孕妇适度饮酒会对胎儿造成不良影响。不过，有关孕期饮酒的警告将饮酒行为一棒子打死，导致女性偶尔喝点小酒都要承受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指责。
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吸食高纯度可卡因的人激增，而这引发了媒体对“可卡因婴儿”（指在孕期吸食可卡因的母亲的婴儿）的疯狂关注。吸食毒品的孕妇被剥夺了社会福利，甚至被押送监狱，对孩子的监护权也被剥夺。超过400名孕妇因此被起诉，其中绝多数是非裔美国人。而这些所谓的“可卡因婴儿”也被打下了命中注定会处在社会底层的烙印。
现在人们认为，可卡因对胎儿的伤害程度并不比烟草或酒精要高，然而对吸毒孕妇的刑事起诉事件仍有发生。早先，人们也有其他方法来怪罪女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冰箱母亲”（对情感冷淡的母亲的蔑称）被认为是儿童自闭症的元凶。而直到19世纪，医学教科书上还将胎儿畸形、心理缺陷和犯罪倾向归咎于母亲在孕期节食和情绪紧张，以及其周围人的不良影响。
虽然现在公众对都哈研究的反应还没有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但人们的做法与之前却很相似。人们过分强调母亲对胚胎的影响，却忽略了社会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另外，目前对孕妇行为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毒品使用，扩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3年，WebMD网站向人们展示了什么才是负责任的报道。他们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女性在孕期患过流感，那么婴儿成年后出现躁郁症的风险会增长4倍。然而它同时强调，总体的风险还是较低，而躁郁症也是可以治疗的。文中指出。这一研究只考虑了许多可能的危险因素中的一种，另外研究也只是提出了相关性，而非因果。此外，报道的题目中也没有出现那个吓人的数字。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报道。
而2012年的一篇报道就是断章取义了。该报道指出，孕期饮食中脂肪含量较高的雌性大鼠，它们孙辈的癌症发病率为80%，而对照组仅为50%。对此研究的报道还有《你为什么应该担心你祖母的饮食习惯》（见下图），以及《吃薯片前要三思，这影响的可不仅是你和你肚子里的宝宝》。这些报道都没有提到的是，这些大鼠本身就是癌症发病率较高的品系，也没有提到这些雌性大鼠的曾孙辈的癌症发病率反而比对照组更低。
在一些宣传材料中，也能看到这些依据不足又断章取义的言论。在某网站上，由伦敦皇家学院的研究者整理的资料中宣扬了所谓“支持和照顾孕妇”的方法。该网站上的一个视频描绘了一个19岁的男生因抢劫入狱后刑满释放，旁白说道：“他的品行不端可能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那么对孕妇更周全的照顾，能否成为降低犯罪率的新方法？”而实际上，这种建议充其量也只是对现有研究结果的添油加醋。
现在，越来越多的都哈研究认识到，父亲和祖父也会影响后代的健康。研究显示，节食和压力能够引起精子的表观修饰，并提高后代患心脏病、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的风险。人们正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父亲对母亲心理和生理状态的影响。另外其它因素，包括种族歧视、营养缺乏、环境中的有毒化学物质等，也能对胎儿造成影响。
从这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都哈理论为决策者提出改善男性和女性生活质量的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政策显然不应该只针对女性，比如2014年，美国国家广播电台在报道一项小鼠表观遗传学研究时说道：“女性孕期应该更注意健康饮食，除非你想让腹中的胎儿以后一辈子都要与肥胖作斗争。”试问，对没有时间和条件吃到健康食物的女性来说，如何遵循这个建议？
我们强烈要求科学家、教育者和记者注意到，都哈研究的结果在公众讨论中可能被如何解读。虽然人们不会否认，健康的生活习惯在孕期是十分重要的，但参与研究和报道研究的所有人，都应该尽力向人们表明这些只是初步结果，尚不能对日常生活提供指导。相关的注意事项涵盖四个方面。首先，如无限制性条件，勿将动物研究结果套用在人类身上。
动物的寿命较短，产仔数较多，是理想的实验材料，但与人类没有太多比较意义；第二，应强调父母双方的影响，这样可以削弱将后代出现的任何不良性状，全部归咎于母亲的趋势；第三，阐明情况的复杂性。虽然子宫内的因素可以升高或者降低某些患病风险，但是遗传、生活方式、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也能产生同样结果，而我们对后者还缺乏了解；最后，要认识到社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都哈研究表明，许多来自子宫内的、会对后代造成不良影响的压力因素，都与社会阶层、种族和性别相关，这说明我们更需要去做的是改变社会环境。
尽管呼吁“不要什么都怪你的妈妈”可能会削弱对都哈理论的研究热情，但却能帮助该领域的研究者，在不限制女性自由的条件下改善她们子女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