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手段，促使中国的工业、农业、科学走向现代化，这个设想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以什么人为主体去实施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一些领导人想到的是群众。
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是个荒诞而神秘的运动。尽管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员参与，尽管有不少人写过回忆或研究文章，但对于这项技术由谁提出、如何能得到全国性的推广、后来如何收场、总的成效如何等关键问题，还罕见报道。笔者在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史之余，从北京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中国科学院档案馆中读到了一些当时的文件，因而对此运动的端倪有所了解。现将近年来的研究所得汇报如下，以就正于知情人和研究者。
超声波的发现是很晚近的事。1830年，法国科学家沙伐（F. Savart）试着用齿轮越来越快地击打金属片。在得到越来越“尖”的声音后，他发现了人耳听不见的高频声波——超声波。这种听不见的声音解释了1794年意大利生物学家斯帕拉捷（L. Spallanzani）关于蝙蝠特殊感觉功能的发现——它的回声定位依靠的正是这种听不见的声波。1912年4月，巨轮泰坦尼克号因触到海底看不见的冰山而沉没。
这起重大海难引发了人们的反思，不久即有人提出，学习蝙蝠的回声定位原理，用声波来定位水底的冰山和礁石等。德国潜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肆虐进一步刺激了这种需求。1917年，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P. Langevin）根据居里（P. Curie）等人于1880年发现的压电效应的逆效应，将高频交流电施压到天然压电石英上，制成超声探测仪——声呐，成功地将超声波用于探测海底的潜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人们加快了对超声波的探索步伐。越来越多的产生超声波的办法被发明出来，而超声技术也得以用到从航道探测、金属探伤、人体内部器官探测到玻璃加工、固体粉碎等越来越广的领域。
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也注意到了这个新兴的领域。1940年，为抗战需要，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周同庆在重庆用超声方法测量了长江航道的宽度和深度。
美国和英国于1940年代中期开发出A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波检测仪后，中国也于1950年代中期将这类设备用于金属焊缝的检测工作。1957年，位于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开发出中国首批超声检测仪商品，大大地推动了超声检测技术在中国的应用。1950年代后半叶，随着应崇福的归国，中国开始有了对超声波的科学研究工作。
应崇福生于1918年，1944年从西南联合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48年到美国布朗大学留学，1951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到该校应用数学系丘尔（R. Truell）教授的金属研究室工作。这个机构的主要方向是利用高频率的超声波来研究固体。在随后的几年里，应崇福发表了三篇有影响的超声学论文。1955年11月，他离开布朗大学回国，并于次年3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工作。
作为国内唯一研究过超声波的专家，他应邀参加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并把超声波的应用和研究写入了其中。不久，他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筹委会，负责筹建声学室超声学组。这个组最初只有3个人。1957年，在接受一些大学毕业生、进修人员，并招收了4名研究生之后，该组发展到十多人。1958年，又有不少大学生和退伍军人被分配进来，超声组升格为研究室。
随着各省均成立中国科学院的分院，并建立了许多电子学研究所，超声室又从各地接收了超过本室人员好几倍的进修人员。应崇福带领这些年轻人和新手学习超声波的基础知识，开展了大量的超声波知识普及、示范推广、设备试制和课题研究工作。
在知识普及方面，他们翻译了克洛福德的《超声工程》，出版了科普小册子《超声原理及其应用》，发表了介绍文章《超声——看不见的声音》。
应崇福本人还应北京市科协之邀，做了很多的科普报告，有时听众多达上千人。在设备试制方面，1958年前后，在应崇福等的帮助和影响下，超声加工器、脉冲超声波测井仪、超声波钻牙设备等先后被一些研究机构试制出来。在课题研究方面，应崇福把研究室的人分为4个组，分别研究压电换能器、磁致伸缩换能器、机械超声源和超声检测系统等。
他们夙兴夜寐，做了大量的工作，于1958年科技大跃进大献礼时献出了近30个项目，一时出尽风头。他们还和外界建立了广泛的协作关系。譬如，1958年，他们首次制作出了由高压泵、电动机、管路、簧片式液哨构成的机械超声波发生器。随即，他们与北京机织印染厂等单位合作研究超声波在纺织工业方面的应用，用其进行粉碎硫化学染料、乳化石蜡的实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应崇福等取得了显著成果的同时，国内其他多个研究机构也在超声波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譬如，1958年底，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购买了一台江南I型工业探伤仪，成立超声研究小组，对多种疾病进行探索性诊断。这是中国超声医学的开端。差不多同时，“冶金工业部建筑研究院施工研究室和加工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混凝土超声波探伤仪。
”截止1959年底，全国至少有55个单位开展了超声波方面的研发工作，其中28个单位试制成功了30类约50种超声设备。
鉴于已有不少机构开展了超声波的研究和应用工作，亟待交流经验。1959年6月、1960年1月，应崇福等先后在武昌和上海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超声会议。136个不同行业的单位派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大会，并共同制订了《1960—1967年全国超声研究规划》。
在短短的几年之内，通过教学、撰写科普作品、翻译学术专著、做科普报告、合作开展研究等方式，应崇福等培养了不少人才，在超声发生器制造、肿瘤诊断、金属探伤、生物生长影响等方面开展工作，使得新兴的超声学科在中国发展了起来，并接连召开了两次学术会议。应当说，截至1960年1月，超声波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比较健康、迅速的。
就在这时，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始席卷中国的城市和工业系统。
技术革命的设想早在1953年即已由毛泽东提出。1958年6月3日，它和“技术革新”概念一起出现在人民日报题为《向技术革命进军》的社论上：“中国的革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从现在开始，全党和全民的主要注意力必须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来，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我国原有的技术基础比较薄弱，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的技术改革应更加着重于群众的技术革新。”
通过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手段，促使中国的工业、农业、科学走向现代化，这个设想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以什么人为主体去实施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一些领导人想到的是群众，这反映到了人民日报的社论中：
虽然社论也提到了“旧专家”，但是，这些并非由共产党培养起来、具有独立见解的真正有学问的专家和教授，并没能得到充分的信任。
这批人不但是1952年以来思想改造的对象，1957年以来反右派运动的斗争对象，还是1958年上半年相继开展的“反保守、反浪费”运动和“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的斗争对象。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公开主张“藐视”教授，“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5月18日，他又倡导“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在这种环境下，为数很少的真正的科学技术专家要么沦为了被打击对象，要么“靠边站”，要么失去独立性成为了党支部书记们的附和者，要么成为了群众中的一个小兵。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他们不但不可能成为主力，也不可能成为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