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不平等从来就很高，对个体科学家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有级别和各个领域的工资不平等程度都在大幅上升。科学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增加，对科学中的不平等产生了矛盾的效果。近几年，学术界专家和公共话语日益关注许多国家出现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令人惊讶的是，没有更多人关注科学研究领域巨大变化中的不平等。
我认为，尽管科学中不平等的基本结构保持不变，其强度和机制已经被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力量改变了。使用“不平等”一词，我指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不平等：资源、研究成果，以及金钱或非金钱的回报。有时，我的讨论是概念性的，有点思辨的感觉，因为精确、有意义地测量这些成果很困难。即使我探讨的主要是基础科学，大多数一般性结论也适用于应用科学和社会科学。
科学的内在属性德里克·普赖斯（Derek Price）在1963年指出，科学中的不平等从来就很高，并称其为“不民主”，意思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对于科学的价值远远超过普通科学家。科学成果和回报比其他福利的分配，比如教育、收入或健康，更加不公平。
科学不平等的一个根源是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所说的“马太效应”，出自《圣经》中的《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29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种“富者愈富”的效应意味着杰出科学家比不知名的科学家在可比较的贡献之下，得到了大得多的不均衡的认可和奖励。其结果是，少数有才华的科学家的早期成功，带来了未来成功的资源，随着时间积累变成更大的优势。
科学通过一个倾斜的等级体系奖励所有参与者，具有类似于“赢家通吃”市场的属性：顶级赢家的高度可见性、竞争队伍的庞大、优势的累积、物理或文化边界的缺乏，以及竞争的激烈化。因此，许多科学家感到仅仅做好他们的工作是不够的。竞争就是一切都关乎优先级，即某个科学家声称第一个取得了重大发现。科学回报的高度不平等通常有两个辩护理由。
其一，考虑到科学积极的外在性，回报越不平等，对于那些将最终使全人类受益的杰出科学的研究工作的激励会越大。其二，作为一种职业，科学被认为具有默顿所说的普世性，这个准则要求科学中的价值评价应该完全建立在成就上，而不是建立在与成就无关的因素上，比如性别、种族、国籍、年龄、宗教和阶级。这种基于功绩的体系使得不平等显得公平和可接受了。
19世纪以前，科学主要是有闲阶级中少数业余爱好者们享受的一种小众的个人追求。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科学发展为一种具有某些独特性的体制：薪酬不错的、专业化的、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大规模的政府和工业支持；依靠大学作为研究机构；研究生劳动力市场；同行评价的体系。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则促进了研究成果的快速、广泛传播。
尽管这些特性使得科学生产变得更快、更多产，它们同样也使得对科学家的评价变得更少针对本质，而更多“基于数字”。科学家的价值可能越来越被来自出版、引用、研究经费、著名奖项、研究团队规模、精英学术协会的会员等方面的数字所衡量，而不是他们实际的科学贡献。这种趋势可能被科学日益的专业化所放大，比如一个领域的科学家会觉得理解另一个领域的科学内容比较困难。
大学的管理者面临不确定性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因而具有很强的动机使用外部制定和认证的指标。
科学中的不平等加剧了吗？尽管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有两个趋势导致了科学中的不平等随着时间而加剧。其一，科学中的高回报是有限的，科学回报的增长比科学本身的扩展更慢。众所周知，诺贝尔奖的数目是固定的，尽管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诺贝尔奖由多人共享。
在美国，学术任命的博士科学家从1973年到2010年增长了150%，但每年新当选的所有科学领域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人数长期保持在60人，直到2001年才达到了72人。鉴于科学中的高回报集中在有选择的少数科学家身上，科学家数量的巨大增长意味着随时间推移，科学回报的集中性会越高。对于每个科学家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有级别和各个领域的工资不平等程度都在大幅上升。
这里有两个当今科学界不平等加剧的例子。第一个例子，近年来美国大学许多新的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已经不能得到正式的学术职位，转而做博士后或其他形式的非终身教职工作。导致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外国学生和移民科学家人数大量增加。当然，博士后和临时雇佣制对资深科学家和初级科学家都有益，但是，资深科学家受益更大，由于马太效应，他们可以从中得到了更多的荣誉与认可。
1990-2010年美国大学资源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第二个例子，互联网技术、全球化的经济、廉价的航空，以及相对和平的世界政治，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互相连结的世界。在这个新的全球环境中，一位成功的、满怀想法的美国或欧洲著名大学的科学家，可以将其研究设计交由欠发达国家（如中国）的一些依靠他的合作者加以实现。这样的合作是互补的，可以带来双赢；同时，这也加大了科学家个体之间的不平等。
尽管全球化合作可能会使所有科学家受益，但是受益大小随科学家在合作网络中的位置而不同。成功的科学家相比不那么成功的科学家更有可能处于全球合作网络的核心位置。
不平等的环境因素机构环境对科学家的重要性是有据可查的。隶属于知名机构的科学家更高产、得到的回报也更高。因此，更大的机构层面的不平等加剧了科学家个体层面的不平等。有一些证据表明，机构层面在资源上的不平等随着时间加剧了。
左下图中的基尼系数显示了机构不平等的程度，系数为0表示绝对平等，系数为1表示绝对不平等。尽管在三个资源量度方面已经有很高水平的不平等，基尼系数在这段时期依然呈现上升趋势。部分原因是科研机构的扩张。如果我们把分析限定在总是积极做科研的有限的一部分大学，则基尼系数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我们早已注意到了国家层面的科学活动的巨大差距。历史上的世界科学中心已经出现了几次转移；最近90年，美国是主导者。
我们知道，中国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收入的增加缩小了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同样的道理，科学的全球化也使国家之间的科学差距缩小了。
科学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增加对科学中的不平等产生了矛盾的效果。在个体科学家层面和机构层面，科学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倾向于加剧不平等。而在国家层面，它们则缩小了不平等。
但是总的来说，这两股力量为科学带来了积极的重大影响，即作为集体事业的科学的大规模扩张和全球范围内科学的快速进步。长远来看，资源和回报应该进行适当分配，以使得科学中的不平等在激励科学家做出重要科学发现的同时，也能够得到合理的管控。尤其重要的是需要给尚未获得认可的青年科学家投入足够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