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教育部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要求各高校于今年10月底前，要将招生、基建招投标、财产捐赠、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学术不端等50项信息全部向社会公开。本报特就此以专题的形式，透视高校信息公开的方方面面，以及《清单》可能的效果和意义，呈现给读者。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包括基本信息、招生考试信息、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人事师资信息、教学质量信息、学生管理服务、学风建设信息、学位学科信息、对外交流与合作信息和其他信息10个大类50条具体项目。
教育部发言人表示，《清单》只是一个底限要求，我们鼓励高校在《清单》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公开的范围、加大公开的力度。今后，教育部还将根据最新政策要求对清单进行动态更新。
高校应该向社会公开哪些信息？顾晓鸣认为，除国家机密外，全部都要公开。高校信息公开需要引入现代的会计审计制度、现代的新闻发布制度等，目前上海很多高校已经在做了。
《清单》属于顶层设计，而那些细微处的事务，我们应该同样重视，予以公开。绝对不能因为有了《清单》的出台，高校就认为这件事（信息公开）已经完成了。
高校信息公开，需要通过治理制度的建设，进行零差错管理：在每个环节上都有“清单”，需要高校自身公开透明，让师生和其他部门在过程中就能监管得到。
侯定凯认为，过去十多年里，教育部颁发了一系列文件，要求高校公开各类信息。现在需要反思这些文件的规定哪些执行了，哪些没有，执行的质量如何。
熊丙奇指出，教育部此次发布的《清单》，是对2010年9月施行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进一步落实，该《办法》明确规定高校必须公布办学基本情况、招生、考试与录取规定、财务、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等12大类信息。
发布《清单》，对改变目前高校信息公开不充分、不及时，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以前的《办法》，虽然明确了公开的内容，但总体而言比较笼统、模糊，这给了高校是否公开、公开哪些信息的裁量权。
高校此前为什么没有公开信息？阻力在哪里？顾晓鸣认为，高校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关系。且高校的权力和资源的分布十分奇特。
侯定凯认为，此前，高校的信息公开陆续在改进过程中，不同的高校情况不同。其中，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高校信息的透明度，并不完全与大学的品牌、知名度相关。
熊丙奇认为，缺乏问责机制。比如，我国教育部曾对高校招生提出“六公开”“十公开”等要求，新近提出的“十公开”要求，就对招生信息公开提出非常明晰的要求。
这一政策的前景如何？高校会落实吗？顾晓鸣认为，高校肯定会落实，但落实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高校没有处理复杂问题的方法论和指导意见。
侯定凯认为，信息公布本身不难，问题在于我们更要关注公布的信息质量问题，例如信息的完整度、准确性、发布的持续性等。要各高校在短短几个月里公布高质量的系列信息，我个人不是很乐观。
熊丙奇认为，如果不建立问责机制，《清单》很可能难以得到执行。信息公开《办法》规定，高等学校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不及时更新公开的信息内容、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的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宏观地看，在高校与社会的沟通方面，教育部此举有何意义？顾晓鸣认为，高校本身是社会的一部分。国外的一流大学与社会的互动非常多，受到政府监督，也受到捐赠的校友们的监督。
侯定凯认为，高校单方面的努力很重要，它们需要更主动地发布信息。但是，高校如何更迅速、有效地传达到需要信息的受众那里，也很重要。
熊丙奇认为，要让高校做到办学公开、透明，行政部门加强监管是一方面。教育部推进信息公开的意义在于，要让大学办学对社会公众负责，但这只是来自行政的力量，而非来自民众真正对高校办学的参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