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最聪明的生物才具备结交朋友的条件，而人类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多数动物都具备识别对方的能力，但只有少数能形成真正的友谊。少数获得此种天赋的哺乳动物包括高等灵长类、马科的成员、大象、鲸类和骆驼。所有这些动物都以稳定和相互关联的社群而生活，这并非只是巧合。群居有它的优势，但也会带来压力。你无法在情况变得糟糕时撒手而去——这时候，友谊的力量便会展现出来。
朋友间结成防御性的同盟，使他人不至于靠得太近，但又不会把人完全赶跑。不同于散漫的鹿群或羚羊群，友情会赋予社群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构。对于每只动物而言，一个紧密联系的社群是一个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最亲密的朋友在最中心，越往外的个体亲密度越低。不论是什么物种，核心圈子常由约5个最亲密的朋友组成，下一层则将圈子的数目扩大到15个，最大的圈子囊括了总共约50个个体。每一个圈层会给个体带来不同的好处。
所以，当最亲密的朋友为你提供人身保护和帮助时，你也许能够依赖一个更大的朋友群来获得食物，也能依靠整个社群来抵御捕食者。在一个紧密联系、层级分明的社会系统中生存，是需要智力的。群居动物仅需要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但在社会系统中生活，你需要了解集群完整的社会关系网的结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当你威胁我时，你同时需要承担触怒我朋友的风险，他们会来帮助我。换言之，你需要明白你的行为会带来的广泛社会影响。
对这方面的认知需求，体现在该物种的社群规模和大脑尺寸之间的关联上。但理解这层关系并不简单。因此，相对智商较低的猴类，狒狒和猕猴等聪明的猴类需要更高的脑容量来应付一定规模的族群。猿对大脑处理能力的要求更高。
社群规模和大脑尺寸之间的这种关联，有时被称作社会脑假说，不仅可应用于物种，还适用于个体。针对猕猴和人的神经成像研究显示，个体拥有朋友的数量和其额叶某些区域的大小相关。对动物作出的复杂社会决策而言，认知的许多方面都是必需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似乎是“意愿感知”。这是一种理解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你前额皮质核心区域的大小决定着你的意愿感知能力，同时也决定了你能交到多少朋友。
许多物种通过社交性的整理毛发来建立和维持朋友关系。理毛能够触发大脑中内啡肽的释放。内啡肽使人放松并产生信任感。社群越大，动物花在理毛上的时间就越多，理毛的对象却会变少。这是因为社群规模增大时，在社群中生活的压力会增加，以至于你必须确保你的朋友可靠，并且能在你需要他们时给你提供帮助。实现这一点的方式，便是花费更多的可支配社交时间，为最亲密的朋友理毛。至少在雌性狒狒中，这种选择已被证明能带来好处。
具备越牢固朋友关系的狒狒，产生的应激激素皮质醇越少，产下的幼崽存活下来的也越多。
由于友谊的质量由投入的时间多少决定，而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可供互相理毛的时间又是有限的，这便为每个动物能拥有朋友的数量设置了上限，进而限制了社群的规模。如果你尝试为过多的个体理毛，你投入的时间最终会过于分散，使你的朋友关系更淡薄，社群进而不稳定且常会崩溃。在猴和猿中，社群成员的平均数量被限制在50以内。狒狒和黑猩猩社群的上限也是一样。
但是，人类不同。在过去的200万年中，不断增大的选择压力似乎促使人类进化出前所未有的大社群。基于社会脑假说计算出的人类社群规模应在150人左右，这个数字被称作“邓巴数”。事实证明，这也是一般人类社会团体和一般个人社交圈的人数。然而，人类及其直接祖先能够维持的社群规模，远超过通过理毛建立社群所能达到的个体数。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诀窍似乎是，我们利用了3种附加行为。
这些行为能很好地引发内啡肽的释放，并且能够以集群为单位实施，同时给许多个体“理毛”。第一种是笑，这是人和猿共同具有的行为。笑本质上是一种合声，通常牵涉到3人的集团，是一种比理毛更有效的联络感情的方式。接下来，大约在距今50万年前，我们把唱歌和跳舞加了进来，使参与交往的群体进一步扩大。最后一种便是语言，它能更好地掌控笑和歌舞。最终，语言让仪式与宗教结合，使得形成巨大的社群成为可能。
尽管我们能够觉察到，自己与一个由成千上万个个体构成的超级社群间存在关联，但我们中大部分人的私人社交圈，规模却不超过150人。其中有大约半数是家人，通常与我们保持着终身的稳定关系。但非血亲间的友情非常容易消逝，如果我们没有投入时间维持的话。如果有一年时间未能与朋友相处，友情就会变淡约1/3。尽管朋友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或许一直在不断换血，我们对待友情的方式却惊人地保持不变。
不管是以与朋友共同度过的时光来计算，还是以情感的亲密度来计算，我们每个人分配各自社交资本的方式都有一个特定模式。举例来说，不论他是谁，我们都会留给这位最亲密的朋友等量的时间。这有点像是一张个人社会标签，即使在我们的朋友改变时，也会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