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生日（3月14日）那天，收到刚出炉的《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带着春风吹过的潇湘水云的气息。中文版的老爱《全集》是湖南科技出版社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同步”出版的——那边编好一本，这边跟着翻译一本，出版一本。那边出了13卷，中译本也跟着出了10卷。
“全集计划”（Einstein Papers Project）从1986年开始，首主编为J. Stachel，原计划出版40卷，2003年决定压缩为25卷。借现主编Diana Kormos Buchwald的话说，这是科学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出版工程之一，从5万多件文献里“爬罗剔抉”出25卷，14 000篇，涵盖科学、自由、教育、犹太运动、和平和裁军等主题。
计划得到了希伯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美国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NEH）和众多个人和大学的资助，中文版也获得了中国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
如此出版工程，堪比任何大《百科全书》……说起百科全书，想起Robert Darnton的《启蒙运动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é 1775-180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他总结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的出版历程说，其重要不在书本身，而在掀起了一个运动，践行了一个“主义”；它让启蒙运动更具体和生动了。
《爱因斯坦全集》也有着同样的“主义”的意义。奇怪的是，我们这位大大的科学家，他的《全集》却等了那么久——时下一些健在的小文人已经有“全集”甚至“大全集”了——除了这孕育中的全集，连像样的选集也几乎没有。老爱去世10年后，苏联编了一部文集；老爱百岁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三卷本的中文版文集，英文版的倒没听说过。
相比之下，老爱的传记、传说和评论却五花八门，零碎的言论集也不少（如《论和平》、《思想和意见》、《晚年文选》等）——为什么呢？因为老爱的东西没有读者，特别是“专业的”读者。
例如，为老爱立传（Subtle is the Lord…）的Pais就说，他在写老爱之前，从没读过他的文章，因为已经有了更新更好的表达形式了。可原因也许不在这儿。对老爱感兴趣的人那么多，即使不懂他的物理，大概也想读点儿他的其他——我有证据：以前在旧书市场，常常看见商务版《爱因斯坦文集》第2卷，却不见另外两卷。显然，大家还是愿意读老爱的，第2卷基本是物理学的专业论文，所以读者少一些。
老爱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领导奥本海默同志，在纪念爱老师去世10年时，应邀在UNESCO讲话，还解释过老爱文集为什么耽误了10年：因为错误太多——早年的文章美得令人陶醉，却错漏百出，一个人的错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来纠正，真不愧是一个人物啊！奥院长估计的那么多的错误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苏联人的文集是怎么“改错”的。也许是“传抄”的错误？
历史人物思想和观点谈不上“错”；何况，像英费尔德说的，老爱的错误比正确更重要（Einstein’s mistakes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ir correct results）。老爱文集的姗姗来迟，也许更多是因为他特别的“角色”。在大众心目中，他是一个神话；在科学家眼里，他似乎也只是一个符号。
据英费尔德回忆，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被大家看成一个“老痴呆”（old fool），一个“遗老”（historic relic）。老爱百年时，新生代的Smolin Lee到普林斯顿做博士后，除了图书馆立着的胸像，已经找不到爱的踪迹了。他向1947年就去那儿的前辈Freeman Dyson打听，Dyson说不知道——他说，他原本也是冲着老爱来的。
有一天，他从老爱的秘书那儿找来一些老爱的新作，想看了之后才好去拜见老人家——可他在读了那些论文（都是关于统一场论）之后，觉得都是垃圾。于是不想会见老爱了‘在后来的8年里，他总是躲着老爱。不过，他也对Smolin说，后来他意识到应该听听老人家的解释时，可是已经晚了。老爱在普林斯顿20多年，几乎没有学生，更没有学派——想想玻尔的热闹——每个人都认识他，却没有一个伙伴。
他曾感叹，“物理学家说我是数学家，而数学家说我是物理学家。在科学界，我是一个找不到同伴的人，尽管世界上每个人都认识我，我还是这么孤独。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我。”奥院长在广播讲话中说，尽管很少有科学家会反对把爱因斯坦作为科学的理想象征，却有很多人觉得他的思想方法错了，有点儿莫名其妙；他的工作“深奥、遥远且无用”。
他那么受人崇拜，好像也有点儿莫名其妙（见S.S. Schweber, Einstein and Oppenheimer: The Meaning of Geniu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Most of us … are proud to have in Einstein a popular symbol of what we are doing and trying to do … But if few scientific workers would quarrel with the fact that Einstein is in many ways a perfect symbol of their work, there are many who would feel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a little false and fabulous in the way that he is thought of … [T]here is a general impression, supported in part by his eminence, that his work has been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is fellow workers; that is abstruse, and remote, and useless. This seems to me avery strange ground for admiration.
可见，老爱晚年的孤独是因为思想的孤独，因为思想的孤独，承载思想的文字也就自然被冷落了。更重要的是，奥院长和很多人看来，科学是集体活动，像公司一样——如果公认老爱的思想没用，那他的文集还是越晚越好。领导的思想“古今”一样，难怪今天的院长们也喜欢“集体的大科学”。
有趣的是，50年后的另一位老人，在从“黑洞一线”退下来后，却编了三本几乎没什么读者的“古文”选集，一本历代物理学家的，一本历代数学家的，还有一本就是爱因斯坦的。“爱选”的标题是A Stubbornly Persistent Illusion（《不断持续的幻觉》，湖南科技出版社，2013）——这是借老爱的名言，本来说时间是我们顽固坚守的一种错觉，但我想不妨“曲解”为悲鸿先生的“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霍金编选那些老文章的心境如何呢？我想起他在60岁生日纪念文集里引用的Wordsworth的诗句（Prelude iii）：“一个自在的心灵，永远孤独地航行在奇妙的思想海洋。”（A mind forever voyaging through strange seas of thought, alone）看来，他最能理解老爱的孤独，因为他自己也孤独。几十年来，那些精神与老爱共鸣的人，几乎都是孤独的。
我们今天读《全集》，不必请老爱回到热闹的现实，却应该让热闹的自己走近他孤独的世界。喧嚣的“尘世”多一分冷清会更宜人，喧嚣的“科学”多一分冷清会更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