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有什么用？”这是大家常常讨论的话题。我想，明代徐光启所说的“无用之用，众用之基”，法拉第所说的“问基础研究有什么用就好像问一个初生的婴儿有什么用”，都是很好的回答。基础研究的“用”，首先体现在它对经济社会发展无所不在的作用，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半导体、计算机、激光技术等，都是基础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现在知识产权的保护已从基础研究阶段开始，原始性创新是核心关键技术的源泉。
基础研究还体现了人类不断追求真理、不懈创新探索的精神，也培育了创新人才，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基石。
从本质上讲，科学、技术和工程三者是不同类型的创造性活动，有着不同的发展规律，体现着不同的价值，需要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支持政策。“科学”源于拉丁文 scientia，本义是知识和学问的意思。通常认为，科学以探索发现为核心，主要是发现、探索研究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科学发现，特别是纯科学的原始性创新突破，也就是纯基础研究，在于人们对科学真理的自由思考和不
懈探索，往往不是通过人为地计划和组织来实现的。“技术”由希腊文 techne（工艺、技能）和 logos（词，讲话）构成，意为工艺、技能。一般认为，技术以发明革新为核心，着重解决“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工程”一词，最早产生于十八世纪的欧洲，其本义是兵器制造、军事目的的各项劳作，后扩展到许多领域，如制造机器、架桥修路等。一般认为，工程着重解决“做出了什么”的问题。
从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进程看，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强大需求和知识与技术体系内在矛盾运动两大驱动力量下，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和深刻技术变革，根本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其间，每次重大科学发现，往往成为后来重大技术突破的基础；每次技术革命都以一定的科学理论为基础，反过来也影响和推动着新的科学理论的探索与发现。
根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试验三者的不同特征和发展规律，世界各国都有适当比例的经费投入。
根据《美国科学工程指标 2014》的统计，2011 年按购买力平价的总研发、基础研究投入及比例、企业和政府投入占总研发的比例，美国、中国、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六国中，我国总研发投入稳居第二；但是基础研究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比例其他各国均超过 10%，大部分科技发达国家平均为 20% 左右，只有我国仅仅 4.7%；况且我国有 73.9% 的投入来自企业，来自政府财政的只有 21.7%。
根据国家 2012 年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2 年我国研发经费（R&D）达到 10298.4 亿元，其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占比分别为 4.8%、11.3% 和 83.9%，基础研究投入差距仍然很大。
增进认知、分类管理、统筹推进，确定科学、技术与工程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973”计划、“863”计划、“两弹一星”工程还是载人航天工程、“嫦娥”探月工程等，都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关，带动了一大批高新技术和产业发展，促进了我国诸多领域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除了“两弹一星”“探月工程”等举全国之力组织实施的重大任务外，多数都不同程度存在着评价导向单一、普遍重论文轻实用、科研项目布局结构不合理、重复交叉分散等现象。
特别是，我国在看待和处理科学、技术和工程三者关系方面，存在不少混淆性的错误认识。
例如，提出“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科技对经济发展贡献太少”，主要针对技术研发和生产实际之间脱节的问题，而不应误导成科学发现与生产实际之间的脱节；而“科技工作不能以 SCI 论文为导向、成果被束之高阁”的问题，主要也是指技术和工程活动的成果，而科学发现的成果恰恰主要体现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等方面；“科技工作者要潜心致研，‘板凳要坐十年冷’”，主要说的是科学家、特别是像陈景润那样不懈探索的纯基础研究工作者，而技术发明家、工程师等则要通过致力于对人类立竿见影的应用研究成果来体现自身价值；“科技工作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至今尚无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主要则指科学发现方面的工作，而不应是对技术研发工作的要求，因为诺贝尔奖级的重大成果很大程度上都是来源于新现象、新规律的原始性发现。
只有从理论概念上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逐步矫正上述模糊认识，才能在团队组织、成果评价、政策支持等具体实施中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