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二十年来，心理学家们列出了长长的“东西方差异”的清单，诸如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和分析性思考，东方人更偏好集体主义和整体性思考。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文化差异？日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理论——“大米理论”（the rice theory），从农耕作物角度解释个人和集体的文化差异。研究结果今天发表在《科学》上。
水稻种植与小麦种植对应着迥然不同的耕作体系，其中以灌溉方式和劳动力投入最为突出：稻田需要持续的供水，农民需要相互合作建设灌溉系统，并协调各人的用水与耕作日程，因此稻农倾向于建立基于互惠的紧密联系并避免冲突。相比之下，小麦的种植更简单：小麦基本不需精细灌溉，更轻的劳动任务也让麦农不需依靠他人就能自给自足。
有鉴于此，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系的托马斯·托尔汉姆（Thomas Talhelm）与同事提出“大米理论”，指出水稻种植的历史可能使文化更倾向于相互依赖，而小麦种植的则使文化变得更加独立。
为了检验大米理论的可行性，研究者在中国的北京、福建、广东、云南、四川和辽宁六个地域对1162名汉族大学生被试进行了调查。托尔汉姆向果壳网介绍说，他通过询问“你主要在什么地方长大的？”来确定被试所属的区域。
为了测试被试的文化思想倾向，研究者首先向被试呈现三个词语，如“火车”、“汽车”、“铁轨”，被试需要决定哪两个词语应该被分为一类——两个条目可以因为属于同一个抽象类别被分为同一类（如火车和汽车均属交通工具），也可以因为有功能性的关系而被分为一类（如火车在铁轨上）。结果发现，来自更高稻田比例省份的人群，更可能进行关系性的配对，提示他们更倾向整体性思考。
然而，考虑到中国北方和南方仍然在气候、方言等方面有较大差异，研究者也分析了靠近水稻-小麦分界线的5个省份内人群的文化思考差异。研究发现分界线以南（主要种植水稻）的人整体性思考的程度显著高于分界线以北（主要种植小麦）的人，并且分界线区域的效应量与全国范围水平相似。
实验设计示意图。图片来源：P. Huey/ Science
随后，为了检验大米理论是否会超越认知水平，在行为层面上造成影响，研究者对被试进行了社会关系测试：他们让被试画出自己的社会网络，用圆圈表明自己和他人。研究者测量代表自己的圈和代表朋友的圈的大小，从而得到对自我的隐性测量。在以往的研究中，美国人笔下的“自己”平均比“他人”大6mm，英国人的“自己”平均比“他人”大3.5mm，而日本人的“自己”比“他人”更小。
而在托尔汉姆的研究中，来自水稻种植区的人更可能把自己画得比他人小。总的来说，小麦种植区的人自我膨胀了1.5mm（接近欧洲人），水稻种植区的人则自我缩小了0.03mm（类似日本人）。
最后，研究者评估了被试对待朋友和陌生人的区别程度。实验让被试假想与四类人打交道的商业情景：诚实的朋友、不诚实的朋友、诚实的陌生人、不诚实的陌生人。实验中，对方的让被试在交易中损失金钱，而诚实则让被试赚取更多的钱。
每个案例中，被试有机会用自己的钱奖赏或惩罚另一个人。托尔汉姆用被试奖赏朋友与惩罚朋友的金钱差值衡量被试对朋友的忠诚度，发现来自大米省份的人更可能对朋友表现忠诚。至于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两组被试则并没有差异。
为了检测文化差异是否会推广到更大的人群，研究者还收集了不同省的离婚率和创新专利的数量。
对1996、2000、2010年的中国离婚率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者发现主要种植水稻的省份有着更低的离婚率，这可能是由于大米文化强调避免冲突和维持关系的结果。现代化程度也确实能预测离婚率——更富裕的省份离婚率越高。疾病发生率则不能预测离婚率。而在控制了人均GDP之后，研究者指出种植大米省份比种植小麦省份拥有更少的创新。
这些结果共同说明了与来自小麦种植区的人相比，来自水稻种植区的人更加整体性思考、彼此依赖和表现出对朋友的忠诚。不过，大米理论还需要接受进一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