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出路在何方?

作者: 戴维·H·弗里曼

来源: 环球科学

发布日期: 2014-03-07

本文探讨了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与益处,指出尽管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内受到限制,但其带来的好处远超健康风险。科学研究表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能够降低食物价格,提高农民安全,并应对未来粮食需求的挑战。尽管存在反对声音,许多研究支持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呼吁在推行转基因食品的同时加强安全检测。

《环球科学》2014年3月号已上市,本文改编自《环球科学》2013年10月号《转基因的出路:加强安全检测》。

罗伯特·戈德伯格(Robert Goldberg)瘫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语道:“他们还真觉得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从实验室中跑出来了?!这是我遇到过的最让人沮丧的事。

”戈德伯格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植物分子生物学家,令他极其失望的已不是人们对于转基因的恐慌本身,而是这场争论几十年前就该结束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反转之声仍与40年前不相上下,尽管我们对地球上的各种生物进行了数以亿计的遗传实验,人们吃了无数次转基因食物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我们还是退回到了愚昧无知的状态。”

大部分关于转基因作物安全问题的科学理论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戴维·兹伯曼(David Ziberman)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农业与环境经济学家,他认为,转基因作物为人类带来的益处远远超过了健康风险,而这些风险至今还只是存在于理论上。兹伯曼说:“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不仅降低了全球的食物价格,还让农民更安全,因为种植转基因作物降低了杀虫剂的用量。”

兹伯曼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转基因作物的优势将更加明显。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到2050年,全球的粮食产量必须增加70%,才能跟上人口的增长。气候变化将会使全球的耕地更加难以耕种。而转基因作物不仅能在缺水的盐碱地中生长,耐受高温及低温,抵抗病虫害及杀虫剂,还能保持高产。

尽管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前景如此诱人,世界大部分地区却忙着禁止、限制及避免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虽然美国种植的玉米和大豆几乎都是转基因作物,但欧盟却只允许两种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孟山都(Monsanto)的MON810玉米和巴斯夫(BASF)的Amflora马铃薯。另外,还有8个欧盟国家完全禁止转基因作物的种植。

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和印度)则还未批准大多数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其中就包括高产的抗虫水稻。

而在非洲,虽然数以百万的人在挨饿,但许多非洲国家仍拒绝进口价格低廉的转基因粮食。营养不良人口众多的肯尼亚更是全面禁止转基因粮食的进口。转基因作物“黄金大米”含有一般稻米不具备的维生素A,而且其含量更是高过菠菜。虽然在发展中国家,维生素A缺乏症每年会导致100万人死亡,50万人永久性失明,但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确定会种植这种水稻。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当第一批转基因作物推向市场,绿色和平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美国一环保组织)、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查尔斯王子及一大批名厨都站出来大肆反对。欧洲消费者更是恐慌。例如,199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就显示,高达69%的奥地利公众认为,转基因食品具有很严重的安全隐患,而在美国只有14%的公众持有这种的看法。

欧洲的态度在全世界产生的反响,影响了很多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政策,特别是那些可能从转基因作物获益良多的国家。欧洲人一向反感美国的农业企业,欧洲反对转基因作物的团体往往打着“谨慎起见”的旗号争取民众的支持。“非洲国家才不在乎我们这些野蛮的美国人在做什么。他们只向欧洲看齐,既然欧洲国家都在反对转基因作物,他们也不打算种植。”

但是,从事医学研究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绝对安全的。你只能证明经过严格的实验后,没有发现该事物具有明显的健康风险,而转基因作物正是这样。

几百年来,人类一直都在通过选择性育种来改变农作物的基因组。普通小麦就是其中一种人工植物,它的种子不会散播,所以根本就无法在农田外存活。在过去的60多年间,科学家利用辐射和化学物质,诱发基因突变,创造了多个小麦、稻米、花生和梨的品种,如今这些品种都已经成为农业的支柱品种。这些做法并未引来科学家和公众的反对,也没有造成任何健康问题。

选择性育种或基因突变技术所造成的基因改变,往往是一大批基因的交换或变化。与此相反,转基因技术则让科学家能够在植物的基因组中,插入来自其他植物种类,甚至细菌、病毒或动物的单个或几个基因。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认为,这样的精确性能够减少意外的发生。大多数植物分子生物学家也认为,即使在可能性极小的情况下,新的转基因植物真的出现了健康问题,科学家也能很快识别有害植株并将其消灭。

食用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导致新的DNA进入人体内呢?虽然在理论上这有可能发生,但可能性极低。科学家从未发现有任何遗传物质可以毫发无伤地通过人类的胃肠道,最终进入人体细胞内。

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接触,甚至摄入一些基因被转入了农作物的病毒和细菌,比如苏云金芽孢杆菌(B.thuringiensis)可以合成对昆虫有致命毒性的蛋白,因而在有机作物的种植中,这种蛋白经常被用作天然杀虫剂,没有人对此表示反对。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类已经吃了数万亿餐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物。到目前止,还没有任何疾病被证实与转基因食物有关。马克·莱纳斯(Mark Lynas)曾是一位有名的“反转活动家”,去年他公开转变立场,开始支持转基因技术,并指出记录在案的所有重大食品事故都与非转基因食品有关。

在美国,由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相关研究往往由转基因公司(如孟山都)资助,甚至本身就由这些公司开展,因此转基因食品的批评者通常对此类研究十分蔑视。但是,还有很多研究来自欧盟国家,对于这些研究,就不能轻易说成是工业产品的推广工具。欧盟为500多个独立的研究团队提供经费,开展了130个针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研究项目,而这些研究都没有发现转基因作物存在任何特殊风险。

虽然转基因食品的反对者还是能提出若干显示转基因作物潜在安全问题的研究,但几乎所有这些研究在经过审查之后都被驳回。例如1998年,苏格兰罗维特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的植物生物化学家阿帕德·普什泰(Arpad Pusztai)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喂食转基因马铃薯的大鼠,其生长和免疫系统会受到明显影响。但是,该研究所用的转基因马铃薯并非供人食用的转基因食品,而是专门用于研究的有毒马铃薯。

此后不久,罗维特营养与健康研究所就裁定,该研究不够严谨,不承认普什泰的研究结果,并追究其行为不当的责任。

不过,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对转基因食品的排斥实际上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并非基于科学上的考量。对于大型跨国公司过度操控食品供给的反感,促成了这场反转基因运动,而转基因的潜在风险只不过是一个现成的幌子,以此激起公众对工业化农业的抵触情绪。戈德伯格说:“这与科学无关。”前“反转活动家”莱纳斯也同意,认为“这是意识形态问题”。

在这场辩论中,其实有一个中间立场。许多中立人士呼吁,在推行转基因食品的同时,也应该保持甚至加强对新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检验。他们建议,积极关注现有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及环境的影响,但是他们目前并没有针对某几种转基因作物进行特别检查。公众利益科学中心的杰斐指出:对所有的作物都有必要加强检测, “我们应该提高对所有食品的监管水平”。

和任何其他食品一样,通过加强安全检测,转基因作物是可以安全引入的。

一些对转基因持谨慎态度的人的观点是,针对转基因作物的检测,应当同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对药物的检测水平相同。加强检测无疑会加重转基因研究人员的负担,也一定会减慢新作物的引入。如果按照目前对转基因作物的检测标准,大多数传统杂交作物都还无法投入市场。如果我们进一步提高检验标准,又将会发生什么呢?这无疑也是一个合理的提问。

但随着政府和消费者越来越抵制转基因作物,额外的安全检测或许不失为一个妥协之道,让人类有机会从转基因作物的显著优势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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