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刚刚当选巴西总统的卢拉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否赋予转基因大豆以合法资质。当时，由于没能遏制汹涌的走私浪潮，转基因大豆在巴西国内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300万公顷，这一数字占到当时巴西全国大豆种植面积的16.3%。巴西一直对其纯天然的大豆产业信心十足，转基因大豆突然而至的规模令这个国家颇有些措手不及。
依靠优秀的自然条件，巴西在2000年时就已经在大豆单产上超过了其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当时，巴西控制着全球四分之一的大豆生产和三分之一的大豆贸易。大豆因而是巴西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转基因大豆的处理才显得至关重要。
考虑到豆农利益和社会稳定，卢拉政府决心彻底解决国内长期存在的“转基因危机”。就任总统三个月后，卢拉宣布了著名的“113号临时措施”，正式认可转基因大豆种植的事实，并同意过去一年收获的转基因大豆在2004年1月31日之前上市进行合法交易。随后，经过激烈的国会讨论，巴西又全面放开了转基因商品的交易。巴西的转基因闸门至此打开：今天，巴西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转基因种植国。
与巴西几乎完全同步，大豆在另一个大国——中国也已成为焦点。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国，有着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秀种植传统。当时，中国还是大豆的净出口国，因而并不担忧大豆的供应量。更重要的是，与巴西相比，中国对走私的管控相当出色，因而也不存在必须放开转基因大豆种植与生产的压力。当时，正是这些外部条件帮助中国成功阻止了转基因大豆种子的进入，使中国得以“幸运”地维持传统的种植体系。
但在国际贸易的背景下，这些幸运很快变成了不能言说的痛苦：中国传统的大豆产业在转基因产品的低廉价格和优良特性面前迅速败退。仅仅10年后的今天，中国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转瞬间沧海桑田的巨变，证明转基因是一个神奇的领域。这个领域的故事远不只如此：曾经高深的测序技术和操作方法，在10多年的时间里，就迅速变成了学科最基础的要求；同时，这门学科的核心竞争力又如此威力巨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可能只是某几个甚至某个碱基对，事实上最终决定着研究力量的行业排名、国际地位、潜在能量与现实价值。“公益性质的基因测序绘制了一部难以读懂的生命天书。
人们随后的所有研究都是为了读懂这本书，这些研究最终都以专利的形式变成财富的源泉。而所谓的转基因技术，其实只是为了让这本书中的知识可以造福人类。”在接受《环球科学》记者采访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的数量，决定了能有多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产品，这又最终决定了掌控一个产业的潜力与能力。
”对于这个道理，中国理应感同身受，因为中国本就是转基因最初的受益者之一。
1992年，中国棉花主产区棉铃虫灾害爆发，对中国外贸至关重要的纺织业随之陷入困境。国外转基因抗虫棉立即乘虚而入：到1998年，中国棉花市场的95%已落入人手。发展国产转基因抗虫棉，随后打破争议被提上议事日程：1999年，我国成为第二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转基因抗虫棉的国家。结果很快，中国不但保住了本土市场，还成功打进了国际市场。
“现在，除新疆少部分没有虫害的地方，中国绝大多数棉花都是转基因产品，”在接收《环球科学》采访时，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说，“我国还有大概不足一万亩的木瓜和少量杨树等作物，为了抵御病虫害也采用了转基因种子，这也是现在我国仅有的几种实现了产业化的转基因作物。”与很多国家不同，中国对新事物的态度相当开放，中国的转基因研究也曾得到政策层的鼎力支持。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甚至在启动863计划时就已经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那时，转基因技术在全球也不过刚刚起步。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营造出的安静氛围，最终在2009年戛然而止。当年8月，农业部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生产安全证书，我国因此成为全世界最早批准生产转基因主粮的国家。
同年10月，“华恢1号”和“Bt汕优63”出现在《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中国社会围绕转基因的种种争论由此突然爆发并迅速上升至白热化状态。
无休止的争吵，最终让中国的转基因研究变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坚定反对者，中国似乎是“纯洁基因”的最后一块乐土。一旦全球的农业生产因为转基因陷入困境，中国的农业生产系统将成为最终的救世主；即便转基因产品最终被证实安全可靠，中国原汁原味的农业生产系统也是一道靓丽而独特的风景。
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忠实拥护者，中国却在扮演一个奇怪的角色。中国一直对新鲜事物保持开放心态，却在可能影响未来的技术上畏首畏尾；中国拥有建立全产业链知识产权的良好基础，却在转基因技术方兴未艾时就落于下风；中国快速建立了300多个转基因研究机构，聚集了数万专业研究人员，但与转基因相关的传统产业却可能正在变成一个短板：在今天的中国，仅国有种子公司就超过2 700家，但这些公司却没能守住任何重要的种子市场。
更重要的是，在转基因的控辩双方激烈争锋的过程中，真相却离公众越来越远，以至于监管竟变成了双方共同的诉求。不久前，美国又在转基因技术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现在，美国正在进行为期4个月的转基因三文鱼公示，一旦公示通过，转基因三文鱼将成为全球第一个转基因动物食品。
其实，中国本可以将这个里程碑提前若干年。早在1985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就已经获得了具有快速生长效应的转基因黄河鲤鱼。利用转基因黄河鲤鱼与非转基因黄河鲤鱼的对比研究，水生所还证实了同一物种的个体生长率越高，临界游泳速度越低这一重要的进化学假说。但这项实验室中的发明没能变成市场上的创新。
“对转基因进行仔细的科学论证当然有必要。如果某种生物有比较大的可能引发过敏等不适反应，利用这种生物的基因就应当格外小心甚至尽量避免。”忆起往事，罗云波仍认为，人们对于转基因作物在很多时候都太过敏感了，“但一旦经过科学论证，转基因作物其实相当安全。人类食用异源动植物的历史与自身历史一样漫长，但我们从没有因为吃了这些食物，那些异源基因就整合到我们的基因组中了。”
美国的监管政策因而被人们反复提及。在转基因技术监管上，美国主张“可靠科学原则”，强调科学才是管制的基石——而非无端猜测和消费者的担忧。因此，美国并没有制定专门法律管制转基因食品，只是将转基因食品直接纳入现有法律框架内，要求食品生产商确保食品安全。同时，美国也远不如其他国家那样认同所谓的消费者“知情权”，因而并没有强制要求食品生产商在自己的产品上张贴转基因标识。
美国被认为也有自己的底线，比如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隔离，这曾被视为转基因作物具有潜在危险的证据之一。但在黄大昉看来，这是一种至今仍被广泛曲解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的初衷与所谓基因纯洁毫无关系。
“设置隔离带是为了使害虫可能产生的抗性得以稀释，这在农业上叫做庇护所策略，”黄大昉说，“但中国无需这种策略，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的种植制度与美国的主要种植制度存在明显差异。美国以大农场的规模化种植为主，中国以小农户散种为主。在中国，植物本身就是混合生长的，这是天然的庇护所。”
而出于一贯的保守主义思想，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采取了过程管理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生物技术本身具有潜在危险性，只要与生物技术相关的活动都要进行安全性评价并接受严格管理，以过程为基础、在风险分析中应用预防原则，进行单独立法并实行统一管理。
“即便在欧洲，对转基因食品的强制性标识使用的也是定量原则，只有转基因成分达到5%，管制机构才会要求张贴标识，”黄大昉表示，“但中国实行的是定性原则，对转基因成分零容忍。因为检测和监管成本极高，这样的政策不但执行起来非常困难，还容易造成公众误解。”
不安和揣测其实一直在公众中蔓延。有人主张，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实验应该与产业化的尝试相分离。在转基因的安全性得到彻底的科学论证之前，转基因作物——至少是可食用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尝试应该放缓甚至禁止。哪怕为此等待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时间也在所不惜，毕竟现在安全无法代表永久安全，而生命的安全永远都是第一顺位的选择。
“现在安全无法证明几十代之后仍然安全，这是一个绝对的伪命题，”对于反对方的苛求，罗云波认为这已经背离了技术的本意，“任何东西如果都要等几十代人，人类将永远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造福自身，技术问题只能依靠技术进步来解决。我们不发展，不能阻止世界发展。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我们现在亡羊补牢仍有希望，再犹豫徘徊就只能落后挨打了。”
生命科学具有扭转乾坤的神奇魔力。在全球对农药依赖日益严重，而人们又对农药的副作用心怀恐惧时，转基因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英国咨询公司PGEconomics分析了1996到2010年间的数据后，得出结论：与转基因作物相关的农药使用量下降了9%。考虑到转基因作物巨大且不断增长的种植面积，这一降幅无疑已经堪称一个巨大的成就。
而同时，人们对生命奥秘的畏惧之心，又让生命科学似乎具有引发争议的天然优势。但在眺望未来时，我们会发现，畏惧不会带来改变，裹足不前只会让宝贵的机会白白流逝。
1972年，为了推动生物技术研究，德国成立了国家生物技术实验室。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德国的生物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但当时，德国的反生物技术团体声称，生物技术会使纳粹宣扬的种族选择理论死灰复燃，这令德国的生物技术研究迅速陷入困境。1984年，德国议会委员会甚至专门撰写了报告《基因技术的机遇与风险》以探讨潜在的危害。
与德国不同，美国对新技术更为开放：在德国对转基因技术畏首畏尾的时候，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发表了一篇题为《商业生物技术》的报告，他们在考察生物技术的经济前景之后，又详细列举了联邦政府可以采取的各种举措，他们希望能够借此登上基因技术的制高点。
德国对待生物技术的态度，迫使生物医药公司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到1990年，德国本来应该进入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有75%都流向了国外，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流入了美国。一位制药公司高管的话也许颇能反映当时大家的心态，“如果把钱投在某种化学产品上，我们两三年就能获利；但如果投资生物技术，十年内都未必能赚钱。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要把钱花在这种东西上？”
保守主义并不只属于德国，整个欧洲都对新技术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较为警惕。这种思潮在转基因技术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疯牛病等事件使这种担忧变得更加普遍和严重。调查表明：2/3的欧洲消费者认为转基因食品会给社会带来危险，只有1/3的人支持转基因食品。目前，转基因作物在欧盟农业中所占比例不到0.12%，且大部分种植在西班牙。在世界范围内，欧盟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土地也只占到总额的0.08%。
但欧洲的有识之士已经逐渐意识到，食物不可能一直过剩而廉价，贸易政策和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质疑也无法永远充当欧洲农业的马其诺防线，欧洲迟早都要正面迎接来自全球竞争对手的挑战。而要赢得这场国际竞争，欧洲除了推进技术进步外再无任何选择。
利用欧盟严格管制带来的发展空间和时间，欧盟多个成员国开始在转基因研究领域持续发力。20年来，欧盟国家农业转基因研究单位增加了接近500个，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正在建立。欧盟执委会2009年出版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有机农业共存之国家策略报告》中指出，至少有15个会员国立法采纳了这一制度，这对保守的欧洲而言无疑是个长足的进步。
同时，欧盟也相继放开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并允许在饲料中添加转基因成分。对于一个粮食供给无忧而又保守主义思潮泛滥的土地而言，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进步。
“自诞生以来，转基因技术就一直处在上升之中，这股技术潮流不会逆转也无法逆转。”对于转基因技术在中国的前景，黄大昉认为中国应该抓紧转变思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情极为不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地少人多的国情短期内无法改变。尽管连年丰收，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依然巨大，除去依靠技术进步，中国农业没有更好的出路。”
2008年，作为关系着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科技专项“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正式开始实施。两年后，生物育种又被列为我国急需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的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在去年颁布的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也有明确要求：“加快农业生物育种创新和推广应用，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新品种，做大做强现代种业”。
“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也是如此，从外打破是不得不承受的压力，是最终被迫无奈地接受，裹挟着被动向前；但是从内打破则是成长，是万众一心的智慧和力量之于生命力的展现。”在自己的博客中，罗云波这样写道，“用理性的眼光去信赖科学，用动态的包容去期待发现，就能让科学帮助人类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