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实行分级治疗、不推广社区首治和转诊、不解决大医院诊断资源共享和用药与效益关系，看病问题依然是又“难”又“贵”。
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一向重视民生科技，并将解决民生问题作为政府制定科技政策的重要导向。生物医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更重要的是民生产业，企业应该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更需要站在服务国家战略的高度承担社会责任。在市场的驱动下，医药企业的确需要智慧地权衡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机制不够健全，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之间的“鸿沟”依然较深，专利虽多，但实效差，成果转化率低。
一方面是近90%的科研项目通过鉴定后便束之高阁，得不到转移转化。也由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缺乏，目前我国的医药产业研发和技术水平低，其核心技术及设备在外，医药市场已经被国外垄断，三甲医院60%以上的医药市场被外国和外资或合资企业占领。我国医疗器械市场中，核磁、CT等高附加值大型设备市场，几乎都被外资公司垄断。
当前，我国财政科技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总体效益仍须提高，科技资源分散封闭重复、投入结构不尽合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支持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制约创新发展。发挥好科技创新的引领支撑作用，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支持。对于企业来说，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基础性、前沿性科技领域，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短期内往往很难收回。这无疑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投资热情，也是目前国情所致。
医改是世界难题，我国的医改依然是政府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模式。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刚性需求、疾病谱向重大慢性疾病的变化和危害性严重度的升级带来的医疗需求、新医改投入加大刺激医药消费以及国民收入增加刺激的个体医疗需求等四大需求形势下，所形成的我国医疗服务需求的问题更是我国医改的难题。
从医疗经济学角度来看，合理的价值认同度是需求方、供方和资源配置方三方构成的。医疗服务的需求对象是患者，是直接消费者，医疗供方是医院、药厂和药商，医疗资源配置方是政府和医保机构。我国国情和政府的体制决定了我国医改行为，医疗资源配置和医保资源的享用不能简单地市场化和交给市场处置，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位置、明确筹资方的政府责任和医保资金管理支付方的责任、明确医院、药企和药商等供方在市场经济中的社会责任。
据美国一年处方数目的统计，美国一年40亿张处方，80%（32亿张处方）是仿制药物，20%（8亿张处方）是品牌药物。可前者只占用20%的医药费用，而80%的费用被20%的处方占用了。由于药品是特殊商品，不能以价格高低论贡献。因此，笔者认为“重磅炸弹”可以是最赚钱的新药，“重磅炸弹”也可以是能广泛使用的能治病的廉价药，如一个药品年处方过亿张就是一个“重磅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