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发展活力不足，以及知识分子生存多样性、选择性的不足，导致一旦社会经济出现短暂的困境，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压力是巨大的，而其可能的出路却是狭小的。
从“文革”后期以张铁生交白卷为象征的读书无用论，宣称“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到改革开放初期，“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每一轮“读书无用论”的抬头，都是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的一种强力反射。
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教育学家曾指出，这个问题其实早在辛亥革命后，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创立之初，就已经存在了，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与政治、社会现代化进程不能同步，而导致的一对长期存在的矛盾，这对矛盾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时而弱化、时而突显。
这对矛盾的第一个爆发点是中国的农村问题。现代教育的核心是城市文明，知识的内容在农村生活中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受到这种教育的唯一用途，就是进城当市民，对寒窗苦读的农村青年来说，学什么不重要，关键是在城市里找到一个生存的位置，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为这么多农村人口“改变命运”作好准备，中国的现代教育也没有为他们留在乡村过上更好的生活提供有效的支持。
从更长的历史文化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出路，也没有实现现代化转型，这是矛盾的第二个爆发点。“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这两句话几乎成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圣经”，有人将这种文化情结总结为“庙堂情结”，这种情结，使中国知识分子在择业上，把“庙堂”当作唯一的出路，用当代的话说，就是“削尖脑袋也要钻进体制内”。
然而，知识分子的饭碗，真的只能靠国家的岗位来解决吗？韩愈在《争臣论》里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种：“官守者”与“言责者”，官守和言责，是两种不同的岗位。前者进入体制做官，是以公权力“解决”问题的人，后者是在权力体制以外，提出独立看法的人，以当代的眼光看，后者还应该包括用所学技能，为社会提供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或解决社会生活中实际问题的人。
前者的岗位与饭碗无疑应该由国家来提供，而后者则应该向社会各种行业，向各种需求进行分流，而我们目前的问题，恰恰是这种分流的可能性严重不足。
“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之所以长期没有根本的转变，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中国权力阶层“天下英雄，入我彀中”，那种对文化、对知识分子控制的观念，并没有完全消除。国家权力过于庞大，知识分子对体制的依赖，对被国家雇佣的依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缓解。
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途径，除了“官守者”靠国家体制吃饭外，“言责者”也伸手向国家要饭碗：教授靠在国立大学教书为生，研究人员以国家拨款的项目为业……“国家”，几乎是主流知识分子们面临的不二选择。
这也是社会文化发展活力不足，以及知识分子生存多样性、选择性不足的表现，并导致一旦社会、经济出现短暂的困境，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压力是巨大的，而其可能的出路却是狭小的。
知识分子和装修工人，最大的不同是知识分子大多不直接创造财富，他们的价码该怎么定，是一件更加复杂的课题。要让知识更有用，需要一个更有文化活力的社会，需要国家更多地把文化与知识的权力下放给社会、给民间，用政策支持知识分子的多样性生存与发展途径，让经济学家提出的“知识交易”，在一个更开放的平台上起到良性的作用，让知识在一个更开放的社会环境、更开放的文化环境下，获得其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