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22日，在杨振宁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学术讨论会的晚宴上，曾与杨振宁共事多年的著名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费曼·戴森教授作了题为《保守的革命者》的演讲。杨振玉、范世藩夫妇曾将其译成中文发表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8月号，内地报刊不曾发表。最近，戴森在其新书《鸟与青蛙》中收入了这篇演讲。鉴于该文的重要价值以及内地读者可能没有机会看到《二十一世纪》，译者希望重新发表。
文后并附译者来信。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称颂我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富兰克·杨（即杨振宁）。我的题目是《保守的革命者》，它的含义将在讲词末彰显。1983年，富兰克为庆祝他的60岁生日出版了《文选（1945～1980）附评注》，这是我最喜爱的书之一。书中的评注是他自己写的，用来阐述各篇文章写作时的情景。书里只收录了他的文章的三分之一，都是他自己选的。
这比由一个专家委员会来挑选（文章）更能揭示他自己的思路和个性。他所选的文章中有些是重要的，有些是不重要的；有些是专业的，有些是通俗的，可是每一篇都是瑰宝。他不是试图在500页中塞进尽量多的、艰深的科学，而是试图揭示一位伟大科学家的精神。他做得十分成功。
他选的这些文章既揭示了个人的奋斗，也揭示了他的科学成就；它们揭示了他的成就的深远源泉，揭示了他对培育他的中国文化的骄傲，也揭示了他对在中国和在美国的老师的崇敬；它们还揭示了他对数学形式美的热爱以及同时掌握缤纷的实验物理世界和抽象的群论与纤维丛世界的能力。
费米的思考方法在杨振宁思想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影响。在其一生中，杨振宁均衡地处理了他抽象数学的天才和费米对于物理细节的脚踏实地地关注。
杨振宁在《父亲和我》一文中写道：“我父亲……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在选集发表后的15年中，富兰克没有闲着。1995年，一本庆祝他70岁生日的文集出版了，这次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朋友们写的，题目是《杨振宁——20世纪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隐藏在书中的专业文章里，有一些个人的颂赞和回忆，它们描述了富兰克如何积极帮助科学在三个中国社会——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成长和繁荣。富兰克很高兴能够偿还他欠故土和文化的债。
上述两本书都没有收入的，是富兰克两年前写的题为《父亲和我》（《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总第44期）的文章。这是献给他的父亲，一位于1973年去世的数学教授的文章。
它极精彩而微妙地描述了他和父亲的关系，以及分离给二人带来的痛苦。他的父亲在艰难的岁月里留在中国，而那段时间富兰克在美国成为名家。他们都知道还是这样为好：没有美国，富兰克不会成为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不住在祖国，他的父亲将成为无根之木。然而，分离也深深地伤害了两人。对富兰克来说，他和父亲的分离同美国和中国在政治上的隔绝，是一场悲剧的两面。
杨振宁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和富兰克林以及华盛顿一样，他爱护过去，尽可能少摧毁它。他对西方科学的杰出思维传统和对中国祖先的杰出文化传统同样崇敬。